作者：蔡之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不仅有助于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更大、更好、更有效的作用，同时也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要求。从资本的形成背景与作用方式看，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竞争等社会生产全部环节的二重性是资本的根本特性，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行为规律要立足于发挥资本在五大环节的积极性而抑制其消极性。

　　从生产环节看，资本的扩张具有二重性，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会遏制经济增长的潜力。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是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与工业革命的孕育和爆发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制度在激发整个社会生产积极性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在利润目标驱动下的大规模和快速扩张，极大释放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由于资本逐利本性使然，资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扩张往往不受行业边界束缚而呈现无序和过度扩张态势，这直接导致大量涉及基本民生行业出现了过度商品化现象，比如医疗、教育、养老等行业理应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公益行业类型，其功能定位是服务和满足普通居民的基本生活与发展需求，但在资本过度扩张的利益驱动下，这些行业服务人民的功能定位也异化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长此以往，整个国家的生活与生产成本将大幅提高，居民幸福感不仅会快速下降，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也将面临巨大冲击。

　　从分配环节看，资本的构成具有二重性，既有助于做大“蛋糕”，又会阻碍“蛋糕”的合理划分。从物质形式上看，资本由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而从价值形式上看，资本由一定数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前者为资本的技术构成而后者为价值构成。马克思将这种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的价值构成的关系称之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为了追逐尽可能多的利润和在激烈的竞争中保存自己和击败对手，资本家总是竭力改进生产技术和采用新的生产设备，这使得代表技术和设备的不变资本比重以及资本有机构成会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生产效率和最终的产出总量也会随之提高，这是做大“蛋糕”的重要途径。然而，不变资本比重的提高意味着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增强，生产过程对劳动力总体需求逐渐下降，资本要素在分“蛋糕”环节的支配地位会越来越强，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份额也会逐渐拉大，最终会导致巨大的贫富差距。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提出的那样，由于资本要素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自由市场经济导向的分配制度将导致固化的贫富差距格局。可见，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会使得“蛋糕”的份额不断向资本要素倾斜并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

　　从流通环节看，资本的周转具有二重性，既有助于畅通加速经济体系循环，又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根据马克思的资本周转理论，决定资本利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生产循环时间的长短，生产循环的时间越长，资本完成单次循环所需时间就越长，固定期限内能够实现的循环次数和得到的总利润就越低。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会通过不断扩大产业协作的空间范围、提高产业不同环节的分工程度、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交通技术来减少生产循环时间，从而完成更多的循环次数并获得更多的利润总额。然而，从资本周转的本质看，上述手段并不能无限度地压缩生产循环时间，其根本原因在于决定生产循环时间长短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资本的构成比例：如果用来购买原料、燃料、辅助材料等劳动对象和用于购买劳动力的流动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重大，生产循环的速度就快；反之，如果用来购置厂房、机器、设备和工具等劳动资料的固定资本比重大，生产循环的速度就慢。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资本进入了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本的实体行业，无论采取何种协作、分工模式和生产技术，相比于几乎不依赖于固定资本投入的虚拟经济行业，其在同等条件下能够完成的循环次数和得到的利润总额将小于虚拟经济行业所得。因此，资本为了更快地获得更多的利润，固然会不断采取有效措施来打破经济体系梗阻、加快经济生产循环从而降低生产循环时间。然而，固定资本对生产循环时间下降空间的限制最终会诱导资本选择“脱实向虚”的发展路径。

　　从消费环节看，资本的积累具有二重性，既会为新产品的消费普及提供阶层基础，又会因为降低大多数人的收入而抑制整体消费。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由于资本家能够无偿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且不会将所有的剩余价值投入扩大再生产，这就意味着资本家很容易成为整个社会中的“先富”阶层。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看，这部分群体对新产品的消费普及往往会起到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是整体消费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然而，由于资本积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扩大再生产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背景下，资本家不仅会将获得的绝大部分剩余价值继续投入社会再生产过程，还会通过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劳动力的正常工资水平都会面临巨大的下降压力。可见，虽然资本家能够通过攫取剩余价值来确保甚至大幅提高自身的消费能力，但资本积累追逐利润的根本目的和具体实现路径都决定了作为社会主要阶层的劳动者群体会陷入收入不足的困境。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绝对少数的资本家的消费提升份额不足以抵消处于绝对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下降份额，整个社会的消费规模将面临持续萎缩和长期不足的风险。

　　从竞争环节看，资本的集中具有二重性，既有助于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完善，又会引致高度垄断导向的竞争格局。与单个资本的壮大依靠资本积累这一过程不同，资本集中形成于多个资本的竞争过程，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生产效率较高的资本会通过战胜并吞并生产效率较低的资本来不断变大变强，而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小资本也会通过信用工具来联合对抗大资本。因此，在大小资本的持续和反复竞争过程中，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健全的市场信用环境就会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也会日益成熟。然而，资本集中不仅会出现于同一个行业内部，还会出现于多个不同行业之间，这就意味着大资本不仅会追求行业内部的绝对垄断地位，甚至还会试图实现对所有行业的垄断。就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因此，无论是上述理论分析，还是大资本在现实世界中的高度垄断竞争策略，都在证明这种资本的集中导向会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格局产生扭曲影响。

　　面对资本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竞争等社会生产全部环节的二重性，总体原则应坚持“用其利、去其弊”，在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具体而言，在生产环节，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清晰界限，赋予资本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领域内的高度自主权，同时也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过度扩张至民生行业；在分配环节，既要鼓励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及时和广泛应用，同时也要加快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工资增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不同类型要素的分配差距能够控制在合理范围；从流通环节看，既要加快完善税制结构，降低实体经济税负，平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利润关系，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引导和规划实体产业的空间梯次布局，避免“脱实向虚”的现象过早和普遍出现；从消费环节看，既要允许和鼓励资本要素拥有者的超前和引领消费，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倍增计划、扩大内需战略、房住不炒战略，培育更加健康的内需动力；从竞争环节看，既要允许和尊重资本在市场中展开合理竞争，围绕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链控制力而实施的并购策略，也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选择“为了垄断而垄断”的野蛮生长模式。

　　总之，资本并非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但资本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和最终效果仍然会对国家发展的质量和成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制度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和把握资本的二重性，引导资本更积极、更有效、更合理地发挥作用。（蔡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