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钟义见 通讯员 张青子衿江子恒）12月20日晚，上海大学思政通识课《理论中国》第四讲开讲。讲座特别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顾问、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陈学明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合理性》的专题演讲。文汇报·文汇讲堂工作室主任、高级记者李念，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理论中国》讲坛课程负责人高立伟教授作为“与谈人”参与了活动。讲座由上海大学青年教师张青子衿博士主持。

　　“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陈学明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提。他认为，作为实践形态的现代化，必然和作为观念形态的现代性及其问题内在相连。西方社会自15世纪以来，随着启蒙的开启，就踏上了推进现代性的征程。这一现代性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其主要的推动力是理性与资本的结盟。然而，资本主义现代性给人类带来无限享受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代性带来了“福祸相依”的现代文明。伴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全球所有国家都必然被迫卷入现代性之中，也必然要忍受现代性的正负效应，中国也不例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使社会摆脱了旧有的、固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展现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神奇力量，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人都在享用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成果。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给人类带来无限享受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在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辉煌成就以后，笔锋一转，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恶果。

　　中国在卷入现代性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陈学明指出，比起其他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算比较晚走上现代性的道路，所以对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的感受特别真切。面对现代性的消极性，中国社会曾出现过两种选择的声音：第一种选择是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第二种选择是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改造”。因此，在陈学明看来，这两种选择都并非为好的选择，他认为，中国应该“开辟出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要把现代性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独特的道路”，即“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道路提供理论依据

　　离开西方的现代性大谈中国道路也必然呈现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中国道路是不可避免和西方资本现代性“纠缠”在一起的，关键是要看清造成现代性的根源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陈学明从缕析曾经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出发，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层的学理性分析。他认为，新自由主义观点和后现代主义观点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批驳是不成立的。

　　首先，从新自由主义者对待现代性的基本立场来看，表现有三：一是全盘肯定现代性的成果；二是认为现代性的精神内涵来源于“启蒙”；三是现代性的展现具有唯一性（即15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所出现的那种现代化模式），现代性模式具有普适性。他指出，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从其对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即现代性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霸权”立场出发得出中国要开辟一条新型的现代性道路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这一逻辑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其次，从后现代主义者对待现代性的基本立场来看，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并非一味地看到现代性的积极成果，与此同时也正视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伴随的消极效应，但其在什么是现代性的精神内涵这一点上与新自由主义者是一致的。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承继了马克斯·韦伯的批判思路，强调工具理性是理性极端化的表现，认为造成现代性的根源是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当知识与权力结盟，理性就必然走向工具理性，理性需要工具理性为其合理性提供合法化证明。然而，在陈学明看来，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找到现代性的根源，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一种“观念论”的批判，因为他们主要是揭示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没有进一步深入到揭示这些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的社会历史存在论基础。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中国如要选择现代性的道路，必然会也应该要承受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

　　中国想要开辟出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要把现代性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独特道路的学理依据在何处呢？陈学明指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他特别指出两个要点：一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绝不是“观念论”的批判，即“马克思绝不仅仅是‘观念的历史叙述’，而是开辟了‘现实的历史叙述’”。二是马克思把批判矛头指向了资本。马克思认为隐藏在理性背后，导致现代性日益走向反面的是“资本”，马克思强调是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才把现代性引向一种可恶的不归路。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

　　针对国内学界曾经普遍认为的“马克思的现代性批评是一种理性批判”的理论观点，陈学明指出，青年马克思，确切地说1843年前的马克思或许有过这样的思考，但是“马克思后来已然认识到了资本才是现代性的逻辑原则，一改原先把现代性的逻辑界定为理性的传统。理性原则与资本原则相比，只是后者的一种表面解释而已。”从资本逻辑而非“观念论”的视角出发，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恰恰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强烈要求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实现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样它就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揭露和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陈学明还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对和处理现代性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他认为，坚持现代性的发展目标，绝不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不停留于“片面的现代性”，而是全面地、协调地实现现代性；根据复杂现代性的现实，正确驾驭各种矛盾；正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找出造成负面效应的真正根源，从而逐步消除这些负面效应；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通过“超越现代性”使自己真正“强起来”。中国人民有理由对这样一条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满历史、理论、实践及未来自信。

　　以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辩证对待西方式现代性所带来的正负效应

　　与谈人环节，李念首先回忆了自己在学生时期听名师大家们讲座时的感受以及对理论学习的渴望，强调了《理论中国》作为一门面向校内外师生开设的通识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呼吁各位在场同学要拥抱理论、学习理论，要有理论自信，并通过国情和世情对理论加以消化和贯通，更好地感受理论的力量，尤其中国理论的伟力与自信。李念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看，正如陈学明教授总结的那样，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停留于“片面的现代性”，而是追求更为全面、更为协调地实现现代性，中国已经或者说正在寻找一条摒弃资本主宰逻辑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包括形成或上升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境界。

　　高立伟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为例，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中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的内在张力，也明白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的攫取利润”。但在最大限度释放资本的活力同时，又通过“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和价值要求，很好驾驭或者说消解了资本所带来的消极效应。面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新时代我们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进一步廓清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迷雾或者“迷思”，以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辩证科学地对待西方式现代性所带来的正负效应，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更大贡献。

　　深刻揭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真理性内核

　　提问环节，硕士生戴毓娴、本科生王伟吉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如何既实现现代性、又超越现代性”、“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和当下对资本运用之间的关系”等内容进行提问。陈学明教授和与谈嘉宾就相关问题逐一解答。

　　主持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张青子衿对此次讲座作了总结，她认为，陈学明教授讲座揭示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真理性内核，既破题也立题，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此次讲坛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合理性”这一主题，主旨鲜明、视野宏大、逻辑严谨、讨论热烈，既加深同学们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合理性的理解，又进一步引导同学们在现实中探索、总结并践行中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