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各类人才开始向乡村聚集。一方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乡村振兴促进法也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那么，乡村振兴真正的支撑性主体是谁，如何处理本土人才和下乡人才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和理解在乡村共存的多元人才主体？这一系列问题，是我们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必须筹谋和回答的。

　　乡村振兴可以按照在地农民、返乡能人和下乡市民三类群体，锻造一个新的支撑性主体。

　　首先，农民世世代代在乡村生活，是乡村的原住民，在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乡村解放和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当之无愧的首要主体。其次，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创业或务工的大多数流动人群依然保持着乡村户籍，具有浓烈的乡村文化认同。同时，他们又熟悉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当他们有志于返乡时，可以在城乡之间担任积极的文化使者，架设起沟通的桥梁。最后，由于厌倦城市喧嚣的生活方式，有一部分敏感而有能力的城市市民，愿意来到乡村生产和生活，成为“新村民”。他们的逆向流动，有助于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

　　这三类主体对乡村振兴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其一，仅仅依靠在地农民，他们的生产方式相对传统，视野观念有所局限，资源整合能力也相对不足，很难自觉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未来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二，如果仅仅依靠返乡、下乡人才承担乡村振兴重任，则会带来社会矛盾，不利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接续传承。

　　从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乡村振兴战略引导，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当前乡村已经呈现出如上三类主体共同生活的局面，当因势利导、加强融合。从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类主体的融合，既可以带来资金、人力和文化等各类资源的融合，还能体现出时代性、前瞻性和未来性。要想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将这三类主体锻造成为一个有机新主体。

　　与此同时，重庆大学潘家恩副教授提醒我们注意，如果说乡村建设的上半场，是通过各类工程、项目和制度的创新探索，为主动下乡和返乡者“打开一扇门”，同时激活乡村种种在地资源，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那么也应该对乡村建设的下半场有所预判。未来，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向高质量转变，会出现一批被动返乡者。当他们回到农村时，必要的资源支持和保障必不可少。

　　如何锻造乡村振兴新的支撑性主体？笔者认为，需要以党建为引领，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虽然新主体是重要的，但新主体不会自觉形成。在未来多元主体共生共振的乡村场域中，各类主体之间会因为差异化的文化观念、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经济能力等，滋长出多重具体的矛盾，彼此之间相互理解存在障碍。比如，下乡的艺术家想在院子里种草皮，而他的邻居可能会在深夜，悄悄将草皮铲除。前者想要的，是绿色、自然、美丽；后者却可能担忧，种草会给家中招来蛇虫。因此，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情感和利益的共同体联结，考验着乡村治理的水平，也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败。

　　党建引领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具体可在群众工作和组织监管两方面着力。党建引领不仅在于宏观层面为乡村人才振兴把好“方向盘”，更在于党建可以超越诸多具体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粘合”。通过开展群众工作，基层党员干部可以了解村庄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具体诉求，更好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发起公共议事、协调经济关系、组织文化生活等方式，可以在各类主体之间建立丰富、多元、有生命力的有机联系。比如，新老村民可以是股份合作关系，同时也可以是文艺伙伴、邻居、议事组成员、微信朋友圈好友等。如此，会增加处理问题的弹性，有效缓冲各类主体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此外，返乡能人、下乡市民很多时候是作为人才来到村庄的，可加强县委组织人才部门对他们的监管或考核，并以此来规约他们在乡村的行为，引导其尊重在地农民利益。

　　制度建设是另一个重要方法，包括县域层面的制度创新，以及村庄层面的村规民约实行两方面。可由县委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牵头，进行乡村人才方面的制度建设。如此，不仅可以吸引人才向乡村聚集，回应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难题，而且可以为乡村资源要素探寻与其匹配的市场资源，实现产业精准对接，还可以划定红线，规范返乡下乡群体的经济社会行为，引导其不越轨不逾矩。在乡村层面，可以用村级组织或相关民间社会组织的名义，针对垃圾处理、建筑施工、生态环境保护等具体事务，展开讨论并进而达成共识，形成兼顾新老村民共同利益的村规民约。由此，不仅可以焕新乡村精神文明风貌，有利于乡风文明，而且有利于促进具体矛盾解决，锻造新的乡村振兴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