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光大银行原副行长）

　　岁末年初，“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致使经济增速放缓。压力形成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因此，“保经济增长、寻有效抓手”成为当前热议的重点。

　　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近期，央行强力发声，针对三重压力，货币政策重点目标突出“稳”字基调：保货币总量稳定增长、保信贷结构稳步优化、保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保人民币汇率均衡稳定。除了“稳字当头”的政策导向，央行强调要充足发力、精准发力、靠前发力，将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保持总量稳定，避免信贷塌方。为此，央行去年12月15日进行了全面降准，这是2021年的第二次全面降准，随后又将一年期LPR下调了5个基点。今年1月17日，央行向市场补充8000亿的流动性，并将利率降了10个基点。1月20日公布1年期LPR为3.7%，5年期为4.6%，5年期以上LPR下调了5个基点。一系列组合拳出台，央行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理论上讲，货币与信用松与紧的组合有四种，此次组合显然是希望通过货币的宽松带来信用的宽松，从而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十分重要，央行货币工具箱的释放也恰逢其时。大多数情况下，宽货币是宽信用的先决条件。通过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了信贷总量的稳定性，引导金融机构有力扩大信贷投放。但是，仅凭货币政策一枝独秀，就给实体经济带来信用宽松的实效可能还有待于观察。以往年度，充裕货币的流动性未给实体经济带来宽松信用环境的情况时有发生。事实上，在前几年金融危机期间，就曾出现过欧美国家即使投放了天量流动性，也难以逆转其信用宽松的尴尬状况。毕竟信贷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信贷结构的合理增加，特别针对传统中小微企业的信用宽松更是如此。

　　实际上，宽松的信用环境除了宽松的基础货币，还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作为保障，因为一旦流动性由货币转向信用，不仅影响实体经济的融资状况，股、债资产的总量和结构也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一句话，信用宽松不仅仅依赖于货币政策的支持，也需要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以及区域政策等方方面面的协同和配套，以推进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作为营造宽松信用环境的主角，金融机构如何贯彻实施货币政策、如何服务实体经济也是关键因素。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传导需要多方面配合和作为，才能达到宽松信用的效果。

　　货币政策传导需要多方面配合和作为

　　从宏观层面看，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依赖于相关政策配合，政策导向的最大公约数将助推信用乘数倍增。信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市场的预期和信心，特别是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多种约束条件并存的情况下，财政、税收、产业、科技等宏观政策的协同和配套对营造宽松信用环境至关重要。首先，要保持相关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一致性，避免资源配置过于分散。例如，围绕产业链、创新链，目前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商务部、财政部、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都有一系列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动作，有了政府部门的支持甚至背书，相关行业和企业的信用等级自然调升；其次，要强化政策协同机制的顶层设计，避免政策之间相互掣肘。术业有专攻，各个职能部门从自身出发考虑问题无可厚非，因此加强政策协同的顶层设计尤为关键。协同除了政策的内容外，政策出台的时机把握也至关重要。如在外需面临不确定情况下，刺激内需增长应成为重中之重，但鼓励和支持消费板块有好的市场表现缺乏具体措施，类似征收某些商品消费税的传闻却让人心存顾虑；经济转型期，融资平台、房地产风险高发，反复强调稳定房地产无疑正确，但类似出台房产税诸多的传闻又让信心打了折扣；第三，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避免一脚踩刹车。特别是避免在逆周期情况下对以往政策作重大纠偏，抽刀断水，不但难以纠错，可能还适得其反。

　　从中观层面看，货币政策有效传导取决于行业或区域的市场表现，受经济周期性影响较大的行业或区域尤为如此。在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信用的放大也取决于行业或特定区域的市场表现。传统制造业由于技术含量低、产能过剩，如果不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顶多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获得银行更多的信用。如果一些行业能抓住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加速以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为特征的升级换代，不断催生经济业态的颠覆性变化，同时又能用好国家扶持政策，市场表现普遍看好，信用宽松毋庸置疑，如新基建、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新型生物技术行业以及一些服务性制造业等；此外，目前不少区域和城市正在积极寻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如浅海、临港、横琴、海南等地充分运用国家的特殊政策，布局高新科技、金融企业和本地特色产业，尝试以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之力，打造世界级开放高地，必然引起金融机构关注和支持。当然，有较好市场表现的行业或区域的数量毕竟有限，即使商业银行有意愿大力投放，也未必出现宽信用的预设效果。从这个角度看，中观层面的努力换来宽信用的空间十分有限，根本还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多下功夫。

　　从微观层面看，货币政策有效传导有赖于金融机构的担当和作为，金融创新是解决问题的第一动力。从逻辑上讲，宽信用一是要靠央行向商业银行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二是要靠金融机构根据市场主体资金需求及信用状况输出信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作为信用贷款发放的主体，在公司治理框架内，他们拥有自己的战略偏好、盈利偏好、风险偏好。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落实信用宽松环境，势必就要挑战商业银行的一些传统偏好。特别是目前情况下，商业银行面临经济转型带来的种种风险，面临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严重冲击，其内生性资本补充和盈利能力都受到极大挑战，输出宽信用就意味银行要有更大付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发展，而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要通过金融业态、产品、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创新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