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师喆（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制度文明建设是重中之重。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制度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制度保障，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方向，为实现共同富裕激发动力，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路径。因此，要想顺利如期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高度重视制度文明建设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与价值，坚定不移地加强制度文明建设。

　　一、引言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基于对效率与公平、手段与目的的系统把握，明确提出了处理“先富”与“共富”关系的“两个大局”观，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本质论所要达致之目标。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及共同富裕的话题，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于何时提出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十分慎重和清醒，但他也初步设想解决此问题的粗略时间，即“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其实重要的不是“本世纪末”这个具体时间点，而在于“达到小康水平”这一综合性标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讲话中，习近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提出解决“共同富裕”也就水到渠成。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这一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具体体现。〔2〕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又一新的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和初心使命，实现这一目标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具有重大意义。

　　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制度文明的内在要求和本质体现，当代中国制度文明的演进轨迹清晰勾勒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脉络。从制度文明的本质来看，“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作为现代制度文明的集大成者，集中体现着现代制度文明的内在要求和本质，民主、自由、正义、平等也就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3〕。这些核心价值贯彻体现在分配和社会领域实际上就是共同富裕，可以说，共同富裕是现代制度文明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邓小平曾颇有预见地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4〕这阐明了制度文明建设所需要的时间和程度，差不多也成为共同富裕提出并逐步加以解决的开端，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制度文明演进的规律和要求使然。回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立和发展的历程，共同富裕成为不可回避和不能逾越的阶段和状态。没有共同富裕，“富起来”既没有质量也难以持续，“强起来”也缺乏坚实的社会支撑。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既包含了对“富起来”的延续、巩固和发展，也为“强起来”积极准备条件，共同富裕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从制度文明建设的指向看，共同富裕成为其必然归宿。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富裕既是制度文明的显著标志，又是制度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5〕一定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制度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了广阔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雄厚基础，新时代以来制度文明建设使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更为丰实，并为实现共同富裕统筹安排、综合施治提供全面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6〕。共同富裕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集中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把握时代变化的节奏，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己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部署，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具体制度建设安排。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更明确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制度建设规划愈益明确、直接、深入。

　　从字面意义上，“富裕”是指“（财物）充裕”〔7〕，侧重于物质上的丰足，属于物质文明范畴，但在其前面加上“共同”二字则境界有大不同，“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8〕。从中共中央所界定“共同富裕”的内涵来看，共同富裕诚然属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范畴，但也绝无可能隔绝于其他文明范畴之外，还需要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的同步发展给予支撑和体现，共同富裕需要以良治善政为依托、以优良的生态、社会和谐为条件，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而制度文明作为人类所创造进步制度成果的总和，在诸文明形态中处于贯通连接的地位，是“贯穿于一切社会文明中并起关键性支撑作用的‘钢筋架构’”〔9〕，只有加强制度文明建设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根本性支撑，并在实践中约束和规范只重效率不讲公平的行为、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适当的调剂以及分配、激励和引导为共同富裕而奋斗的行为选择和发展、协调和整合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力量〔10〕。因此，制度文明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和重中之重。

　　二、制度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制度保障

　　众所周知，“社会制度只有公平、正义、合理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人民生活安定富裕，人民才会拥护这个社会和制度”〔11〕。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而言，全体人民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不同形式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享有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因此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中国制度文明的本质要求和既定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实际上体现并指向这一要求和目标。制度文明建设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在内的综合性制度建设，惟其如此，才能筑牢制度根基和框架，为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提供结构性保障。

　　经济制度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它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性制度保障，“保证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12〕。因而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通过制度文明建设，遵循市场逻辑，破除各种体制机制的障碍和束缚，充分释放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尤其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13〕，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公有制经济的联系、合作和竞争中有益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还要完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分配制度上，要将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经济建设的成果惠及人民，突出地体现在分配问题上”〔14〕，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最关心、社会矛盾最集中的问题。由此看来，“能不能共同致富，涉及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15〕。实践证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能采用的最佳分配制度形式，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但目前的分配制度客观上也会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这就需要发挥政府再分配和社会第三次分配的功能，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无论何种分配均离不开制度文明建设，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16〕。通过法律、行政、财税等制度建设，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消除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与此同时，完善制度引导、增强道德号召和扩大文化影响，鼓励企业、个人以及社会团体从事自愿救助性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者行动等，扶危济困、回馈社会，对再分配发挥重要的有益补充作用。

　　社会制度上，按照照顾“最少受惠者”原则，重点帮扶保障低收入群体，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通过制度文明建设，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为困难家庭减轻教育负担，提升低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城市与农村的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完善兜底社会救助体系，加快缩小救助的城乡标准差异，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坚持房子只住不炒的正确定位，租购并举，分类施策，完善长租房制度，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毫无疑问，促进共同富裕的难点在农村。除了继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外，还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产业化，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文化制度上，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内在包含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制度文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生态文明制度上，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制度文明建设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共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等互促共赢，全面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领导制度上，共同富裕作为一项宏伟的工程，不能各自为战，分散用力，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和协调下，统筹调动各种资源、力量投入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中去，才能形成强大合力。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长期执政党，“在党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不仅能维持立法、司法、行政的协调运转，而且能保持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保证上下一心、举国齐动，而这也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谋发展的原因所在”〔17〕，“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8〕。随着迈向共同富裕深层次制度改革的推进，必然会越来越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改革者自身利益，制度文明建设的成功与否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能否得以贯彻执行，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勇敢和能力。“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9〕在此意义上，培养、选拔和任用敢于担当、执行力强、勇立改革潮头的干部，这是推进制度文明建设、深化政治体制的要义所在。

　　三、制度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方向

　　其一，制度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形成共同价值。目前中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告别了绝对贫困，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公正，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突破观念藩篱的束缚，扭转只顾发展和效率、回避和忽视平衡和公平的错误认知，让全社会认识到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已经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置性和伴生性要件，为此应当正确面对和积极妥处，容不得思想上的怀疑和行动上的迁延，这既契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特质，也是新时代制度文明建设的首要之义。所以，全面深化改革自然包括树立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0〕。之所以这样断言，从某种意义上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已经由当初的是非之争向利益之争转变，开始涉及到了一些改革者自身的利益。为防止改革成果向少数人集中或防止改革成果为少数人所独享，必须凝聚起改革的价值共识，即“改革需要明确的方向是，不是实现少数人的私利，而是让更多的人共享成果，这应该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21〕。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凝聚这样的价值共识，加强和促进舆论引导，澄清、纠正各种模糊、错误认识，既防止急于求成又反对出现畏难情绪，使何谓共同富裕以及何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理念深入人心，成为现在和今后政府工作和社会行动的价值导向，尤其对改革者或潜在的改革者来说，认同和接受这样的价值理念并在行动上予以自觉遵循和践行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制度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确立制度准则。由于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不以领导人、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而建立和完善适应新时代共同富裕要求的制度体系具有战略性意义和价值。一方面，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制度文明建设树立的制度规范得以确认和体现，使全社会更好地认同和接受共同富裕的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制度文明建设确立和完善制度规则，“设立制度，为的是调节行为，规范关系，形构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整合统一的社会力量，促使现实向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22〕。制度作为硬性规则，调整社会关系和行为方式，指明共同富裕的前景，积累一代又一代人奋斗的成果，将社会大众的行为汇聚至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确保努力过程不偏离航向。可以说，新时代制度文明建设的最大成果应当是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共同富裕作为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包括城市和农村，也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推动发展更平衡、更协调、更包容。继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后，还陆续推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实质上都是制度文明建设成果的具体反映，这些发展战略背后均有配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撑，为实现均衡发展、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然，所建立完善的制度必须合理有效，判断的标准是“一种制度能否成为合理有效的制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其是否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23〕。对于新时代而言，制度是否有效取决于这些制度是否有助于广大人民逐步向共同富裕不断趋近。

　　其三，制度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规划目标蓝图。制度文明不仅包括理性提出远景目标和规划蓝图，而且能够确保目标蓝图的实现。制度文明建设过程势必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按照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设置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决策、职能、监督等专门性机构，或者赋予原有机构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功能。这些机构横向上与其他职能机构相衔接体现分工与合作关系，纵向上与相应的上下级机构相联系体现权威和服从关系，畅通信息传递，经过信息汇集、综合分析后转化为决策作出反应，统筹协调推进共同富裕的有关事宜。新时代制度文明建设一方面要根据全社会共识和吁求，科学筹划、恰切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路线图，另一方面要确保新规则的执行，并使规划蓝图逐步得以落实，所以制度文明建设能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组织机构保障。“一种组织机构的文明程度，不仅取决于自身内部的协调状况，还取决于与其他机构的配合、协调状况，它是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协调的统一。”〔24〕也就是制度文明建设要使新的组织机构或被赋予新功能的原组织机构与所有其他机构之间能够真正发生“化学反应”，构建运转高效、反应灵敏、功能协调的有机整体，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整体性力量。

　　四、制度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激发动力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战胜绝对贫困之后又一新的战略性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既是为了人民，又必然依靠人民，可以说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实现共同富裕难以想象。而制度文明建设能够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激发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

　　事实上，共同富裕作为一种美好蓝图和新型治理理念，其提出本身即具有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设想的乌托邦社会，“首先一切货品供应充足。其次无须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所需”〔25〕。康有为的《大同书》，描绘了人人皆有居处、舟车、饮食、衣服、器用、净香、沐浴、医视疾病、炼形神仙、灵魂之乐〔26〕，孙中山认为，“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27〕。然而这些描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只有社会主义为达致共同富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历史上没有任何时期比今天更趋近于这一目标，也更有条件予以实现。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将共同富裕明确写在发展的旗帜上，意味着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效果已经达到预期目的，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这契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符合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此意义上，共同富裕的提出本身即是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像当初“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一样，极大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勇气、信心和力量。进一步而言，共同富裕作为一项系统宏伟的工程，不可能仅仅作为一种理念和目标的存在来激励全体人民，还应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从制度规则上激励和调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和积极性。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将原来的制度从侧重追求效率向更加注重公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先富”向“共富”转变。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改革原有的体制机制，实现制度功能转向，使其适应共同富裕的目标和方向，激励人民群众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的积极性，同时全面抑制和消除原有制度由于路径依赖而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方面遗留下来的滞后性影响；另一方面，要注重制度创新，建立符合新时代共同富裕要求的新的体制机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予以健全完善，激励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具体而言，制度通过明示提倡或反对、鼓励或抑制的内容规定，借助严格的奖励或惩罚措施，规定行为方向，改变人们的偏好并影响其行为选择。鉴于“只有奖惩分明的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能够发展人的主体性”〔28〕，通过制度文明建设，建立健全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机制、激励机制、惩处机制、引导机制和执行机制等，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同时提升制度伦理，引导和整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充分释放社会活力，汇聚起人民主体性的磅礴之力，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

　　众所周知，制度一旦产生即形成独立于人的主体之外的力量，并能够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在此意义上，“制度构成了社会和人的发展过程的核心结构，并造就了此框架中人们行为的动力、规范及其独立存在的形式”〔29〕。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制度文明建设通过制度上的除旧布新，依托制度的存在及其功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确立了持续稳定的动力结构，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五、制度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路径

　　从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来看，发展和治理缺一不可。针对制度与发展的关系，“制度调节交往行为，控制冲突，增强合作，规范社会关系，从而影响发展”〔30〕。这里的“影响”显然指涉积极作用，有“促进”之意，制度文明建设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不断趋于文明制度的境地，从而促进发展，使国家的发展能力增强；对于制度与治理的关系，治理以制度作为凭借和保障，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31〕，制度文明建设同样能够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既需要国家发展能力的提升，为其提供日益丰厚的物质基础，为“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又需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确保富裕的共同性、普惠性特质。因此，制度文明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性路径保障。就此而言，苏联解体的教训十分深刻，苏联经济发展曾出现了人人熟知的“短缺经济”状态，人民生活水平难以得到持续提升和改善，苏共党内又滋生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并不以享有广泛的特权为满足，他们还以种种方式大肆侵吞国家财产”〔32〕。这样便形成了与人民相对立的新权贵阶层。问题的关键是，苏联长期以来制度僵化，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分歧，“更糟糕的是，由于广泛宣传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以及和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关系，丧失了在制度上学习西方的可能性，也丧失了自我批判的可能性”〔33〕。

　　具体路径上，无论就哪方面而言，腐败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敌，势必带来短期和长远的损害。“腐败通常被定义为 ‘为了私人利益滥用公共权力’”〔34〕，行使权力者通过寻租行为，使自身收入超出了正常合理的水平，“侵占和挥霍了属于整个社会的大量财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社会公正，受到严重破坏”〔35〕。而且权力行使者掌握政策制定、资源分配等关键性权力，最终使得收益向少数人倾斜，使共同富裕走向歧路。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现象毒化社会风气，即便人们收入增加，生活更富裕，但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却更为强烈，逐步侵蚀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钝化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概括而言，腐败既毒化发展的环境，扭曲公平的市场竞争，损伤发展的能力，又严重破坏治理能力，要实现共同富裕和长治久安必须厉行反腐。而反腐的关键亦在于制度文明建设，“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36〕。通过完善的制约监督机制约束公共权力的滥用，抑制腐败的发生，使权力行使者形成对权力的敬畏以及正确看待财富、欲望的理性自觉，从而谨慎有效使用权力。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落实和执行，唯有从根本上抑制腐败，才能推进制度公正，为平等公正地创造、使用、分配财富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肯定会遇到各种难题和挑战，说到底，还要从制度文明建设中寻求破解之道。制度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尤其对预防危机、化解冲突、解决矛盾具有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往往与各种各样潜在的、现实的问题和矛盾相伴而生，为防范风险、解决问题和化解矛盾而存在。而制度文明建设能够通过制度创建和制度完善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制度不断增强对其所面临问题和挑战的适应性和生命力，提升制度的“韧性”。一般来说，“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轮子’与制度调适和变革的‘轮子’处于相互适应的状态，不断调适和变革的制度如果能够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为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提供化解的平台或通道，这个制度就具有了‘韧性’而不至于‘脆断’”〔37〕。在此意义上，要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可塑性以及可改革度，避免僵化性，坚决防止掉入‘福利陷阱’”〔38〕。所以，加强制度文明建设，完善各种制度机制，以制度方式应对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可谓最佳选择，为此，“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39〕。

　　纵观全球，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社会制度等原因实施工业化几百年来仍未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层萎缩，因收入不平等而引发了种群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等比较严重的治理危机。就目前现状而言，中国虽然还没有也不至于出现类似于西方的治理挑战，但应当看到，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了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有鉴于此，中国必须居安思危，深刻汲取教训，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并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事关发展和治理的大事加以审视和落实。当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号角已经吹响，必须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始终推进制度文明建设。毋庸讳言，由于共同富裕的制度理念提出时间较短，必然存在有效制度供给不足而形成的制度短缺状况。在此意义上，“努力提高有效制度的供给能力，是党和政府当下所面临的重大课题”〔40〕。这不仅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所在。可以说，重视通过制度文明建设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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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逻辑研究”（19BZZ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