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静

　　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在法治轨道上成长，我国的实践经验越来越丰富，路径也越来越清晰。

　　当前，无论是在电子商务、网约车、在线旅游等商品和服务领域，还是在社交等内容领域，大量平台经营者以令人称奇的速度聚集起巨量的使用者，将供需双方快速匹配，形成以国境为界乃至跨越国境的“新市场”“新集市”。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涉及公民人格权、财产权和社会经济权利等的行使，也对国家、政府与市场、个体的关系提出新命题，对法律政策等规则和政府监管模式提出新要求。

　　坚守包容与审慎的监管原则。包容与审慎并举，这是面向新业态新模式监管的基本定位。平台经济正在向纵深发展，不仅出现了一些大平台、超大型平台，还有许多垂直细分领域的中小平台在产生和发展。但是，在很多领域，还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或者用户权益保护不到位等问题，比如医疗、教育、公益等很多方面，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而这些领域，旧的格局、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还有待新兴技术的进入，来打破传统利益格局。如何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促进产生新的平台，对落后的生产力和经济模式予以改革，更好满足人民需求，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深入推进，仍然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任务。对此，应当更多鼓励并高度重视平台经济在整个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作用，继续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并且要更加强调包容。当然，坚持包容审慎并非自由放任，而是在坚守底线思维前提下允许创新试错、市场自我纠偏，红灯、绿灯都要设置好，既划出安全的底线，又提供成长的空间。

　　根据平台的新定位适当重塑规则。过去，我们所熟悉的平台主要是完成信息撮合，对供给和需求两端的用户予以连接，平台不参与到具体交易，这也是平台可以豁免一般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责任的原因。平台经营者与非平台经营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定性和监管要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平台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平台不仅制定规则，还参与定价、处理投诉、裁决纠纷等等，平台不再仅仅是消极提供居间信息服务的管道。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简单地依据平台还是非平台来予以对待，而是应当对平台的定义予以革新，充分理解平台经济在新阶段的新特点，根据其实际发挥的功能来确定权利与义务。今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厘清平台责任边界，强化超大型互联网平台责任，并规定了对互联网平台分级分类的基本监管思路。但对于不同类别和等级的平台，其责任究竟如何划分，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平台治理不应局限于私法范畴。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对用户所进行的各种管理行为，有些是自己创设的，有些是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而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很多内容，也是将平台的管理行为予以提炼又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值得关注的是，有些管理职责本应当是政府的职责，但是由于平台离用户更近，也有更好的资源和能力，由平台来行使更为有效，就交由平台。平台由私人设立并运营，其大量行为主要依靠私法规制，但由于其日渐成为大众参与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且平台的许多管理行为在面对用户时产生的效果，与行政机关面对行政相对人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其公共性日益凸显，这就需要行政法或者公法的介入。在一些特定场景下，可以要求平台的这种管理行为适用诚实信用、信赖保护、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等，这将更有利于平台行为的规范和用户权益的保护。

　　进一步贯彻依法行政。对平台经济予以规范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推动平台经济在法治轨道上成长，划清其发展的法治边界，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当前，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个人数据和信息保护等领域的执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监管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同案不同判、行政执法机关裁量权过大等问题。比如“大数据杀熟”一词，在法律上应当认定为歧视定价，只有对不合理地利用个人数据进行的定价等行为才应当予以监管。但是实践中，仍存在着对不同定价行为“一刀切”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进一步贯彻依法行政的要求，严把政府监管的法定边界，防止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边界不清，造成市场预期不明。（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