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讲师）；孙华平（江苏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巴黎协定》生效以来，全球各国都在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目前，全世界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布我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这对我国能耗高及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制造业在我国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能源密集型企业具有较高的碳排放比重，环境污染又较为密集，因此给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021年底，工信部印发《“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明确了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污染物排放强度显著下降、能源效率稳步提升等发展目标和具体工作安排，为“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绘就了新蓝图。《规划》着重强调，“坚持把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强化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化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培育壮大工业绿色发展新动能”。在“双碳”背景下，制造业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严重制约着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提升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推动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和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更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已成为推动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关键举措。

　　绿色创新在追求创新产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追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要求从资金、人才等投入视角进行持续优化，同时也要在全产业链和全生命周期协同推进绿色低碳运营管理。但是，我国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仍然面临着绿色创新能力较低的困境。促进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并提升环境治理效果，需要政府、企业、媒体和利益相关者等协同行动起来，在以下几个方面共同发力。

　　第一，协同推进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市场型环境治理。命令型环境规制可能会导致制造型企业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增加，短期看可能会对环境研发投入造成挤出效应。但命令型环境规制是手段不是目的。长期看，随着市场型环境治理规制的有机配合，制造型企业会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创新转型，并不断提升能源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正是加速达到碳排放峰值和实现碳中和的有效途径。所以，一方面，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筑牢绿色产业体系的保障基础；厚植绿色发展的理念，形成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发展的政策端引导力量。另一方面，采用经济、金融等手段推动环境治理市场化是实现生态环境长效保护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市场化进程，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因此，要大力推进碳排放交易、用能权交易、绿证交易和绿色金融等为基础的市场型规制体系。鼓励制造型企业加强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动态提升企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提升员工的环保意识和绿色创造力等增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提升能源密集型制造型企业低碳化转型能力。持续降低能源密集型企业污染治理的系统成本，加大能源密集型制造型企业绿色研发和投资规模。

　　第二，完善环境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强制造型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体系构建。不断完善政府财政支持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推进全产业链低碳绿色转型，驱动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走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加大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力度，支持开展脱除尘、废气和废水等污染物减排零排技术创新研发项目，加快推广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碳中和技术产业化项目。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建设低碳工业园区、科技园区、气候投融资和绿色低碳循环自由贸易港区等试点并适时推广。协同推进行政型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权等市场化交易规制的环境治理工作，尤其应完善碳配额制度，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统一化。与此同时，深化企业排污交易试点工作，不断优化制造业污染物治理制度，完善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治理。加快建立多样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针对能源密集型制造业的污染物排放开展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不断完善多方协同、纵横结合的减排降污政策机制。

　　第三，构建功能健全的绿色金融体系，为制造业高质量低碳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的环境监管工具，绿色信贷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政府需增加绿色金融和碳金融制度供给，强化运用碳配额、阶梯定价等政策工具，加强构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综合名录的应用，加强企业碳信息披露。建立环境成本合理负担机制，驱动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积极推进绿色创新，努力使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的绿色产品、绿色技术、绿色工艺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此外，政府需要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建设，加强风电光等新能源产业链协同与多能互补，推进以新型工业化和智能化等为基础的制造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系统的数字化和绿色化水平，完善环保项目贷款风险分担机制和绿色信贷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同时也要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对企业节水减排、污染治理技术改造的信贷规模，依法依规对生产和使用先进环保设备的企业实施低息贷款等鼓励政策。

　　第四，切实推进可再生能源企业与数字经济深度有机融合，加快可再生能源企业数字化转型。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跃迁式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重要的抓手。同时，绿色数字技术的采用已成为“双碳”目标下推动制造型企业绿色生产转型的关键。而在未来的多能互补体系中，可再生能源系统的互联互通极为关键。因此要着力于推动数字技术在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数字场景化应用，形成智能化和数字化新制造模式。积极推进工业互联网、5G技术、人工智能与可再生能源企业深度融合，广泛利用数字融合技术对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设备更新，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企业向信息化、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聚焦可再生能源碳中和技术产业化，积极拓展新材料、量子科技、生物海洋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与新能源产业相结合，培育新能源产业发展新动能。围绕自动控制、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等，强化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平台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构建智慧能源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第五，加强多主体监管、重视多种形式载体的环境信息披露。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强金融和环境监管，让数字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不断提高能源环境绩效。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和绿色低碳专利等信息的公开有助于推动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绿色低碳创新，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可以更好地驱动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走向清洁化。通过环境会计核算和财务信息披露可以提升企业社会声誉，促进外部资本流入，进而促进制造型企业绿色创新。加大力度通过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来激励和约束制造型企业绿色创新，因为新闻媒体报道不但可以对制造型企业环境违规行为产生约束，同时也可以有效激励制造业环境创新并提高利益相关者压力，因此应提高新闻媒体等监督力度。设计激励相容的多维监管体制，动态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加快推进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构建“全链条”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

　　第六，加快推进“双碳”人才培养，为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坚实支撑。耦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优势、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协同培养、联合培养和柔性引进等方式，增加“双碳”产业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储备。一方面，高校应加强通识课教育和综合基础教育，以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发展、碳中和技术与环境工程等作为通识课，设置碳资产核算、绿色金融、环境会计等专业特色基础课程，同时对研究生加强可持续发展及气候变化等相关的理论教育。另一方面，鼓励增设绿色低碳产业和环境气候治理等相关的研究院，大力引进海外高端人才，提倡校际之间的合作，协同组建研究团队攻关行业基础共性技术。与此同时，加强科研院校与政府、企业等多方合作研究，通过跨学科交叉融合，从“双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教学运行计划、教材与实践案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完善“双碳”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打造集成协同的绿色低碳知识共享体系，开展全民绿色环保教育，加大对绿色产品和绿色技术的宣传力度。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绿色工程项目建设，支持创建低碳环保社区。持续提升我国研发人员环保技能和绿色创造力，通过普及绿色创新知识增强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倡导各级政府、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等合力构建绿色低碳消费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1AZD067）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BK20220462）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