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贾谊的文学史地位主要体现在他的赋作，特别是存世完篇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针对其创作旨意和艺术特色已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但其赋体性质还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以《吊屈原赋》为例，文学史家的界定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属骚体，一种认为兼有屈原、荀卿赋作两种体制。持骚体者，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章、骆编本”）称，“在传统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是贾谊”，“此赋前半多用四言句，后半多用楚辞体式的长句，可见他在学习楚辞的同时又能有所变化”。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称：“《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持兼具两种赋体性质者，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游编本”）称：“汉初骚体的楚辞逐渐变化，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故贾谊的赋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两种意见构成了重新研判《吊屈原赋》赋体性质的基础，也意味着文学史基本结论的再审视，是推动古代文学研究“再出发”的重要路径。

　　厘分贾谊赋体性质的两个层次

　　贾谊赋作兼有屈原和荀卿两种赋体性质的判断，民国年间即有署名“鸿墀”的学者认为：“贾谊是溶合屈荀二人之作品而成一种新的赋体。”章、骆编本注意到了《吊屈原赋》存在不同于骚体赋的句式，将之视为贾谊在骚体基础上的“有所变化”，言外之意是创作求变的结果，但未进一步阐述该“变化”的内涵。游编本则将该“变化”视为一种新的赋体在孕育形成，将此新赋体界定为兼具骚体和荀卿赋体的性质，不过同样认为此“变化”是以骚体为基础。相较而言，后者针对贾谊赋体性质的概括颇具深度和史识，至今还没有一种文学史著述能够超越。他敏锐地捕捉到贾谊赋作具有“混合形态”的属性，不宜用单一的赋体性质予以体认，《吊屈原赋》即为典型个案。

　　当然，放在战国至汉初赋体文学创作的链条里予以观察，游编本的认识似乎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贾谊赋体性质的界定，应处理好赋体传统影响与作家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宜过于强调作家自身追求变化的“创造力”，而忽视文学传统的影响。故不妨厘分为两个层次予以分析《吊屈原赋》的赋体性质：第一，探讨贾谊赋作具有荀卿赋体性质的依据及其学理性；第二，辨析荀卿赋体的特征，是贾谊以骚体为基础追求变化的结果，还是反映了汉初存在的两种赋体创作传统的影响。

　　界定为荀卿赋体性质的依据

　　贾谊赋作“变化”的最明显特征是句式的变化，即《吊屈原赋》前半部分是基本整齐的四言句式（不计“兮”字），后半部分则为标准的楚辞体长句。

　　重点分析前半部分的句式表达，《史记》录本作“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鲈，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此四言句式的赋作特征，章、骆编本视为骚体之外的新“变化”。事实上，骚体赋如《怀沙》和《橘颂》也有四言句式。《橘颂》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不同的是，《橘颂》的四言句式并不整齐（不计“兮”字），贾谊赋作趋向更整齐。再者语法结构也有所不同，《橘颂》的四言句式多为修饰语，如“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而《吊屈原赋》则多为主谓或动宾结构，如“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是动宾结构，而“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则为主谓结构。

　　整体而言，单就形式而认为贾谊的四言句式是骚体之外的一种“变化”，显然欠妥。但若就其表达的语法搭配而言，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变化，即骚体的四言句式语法搭配服务于抒情文学的功能，“独立不迁”“深固难徙”都是对橘坚贞品格的歌颂揄扬。而《吊屈原赋》的语法搭配则服务于叙述化的文学功能，实即汉赋的铺陈，如“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铅刀为铦”，从不同角度反复书写贤愚不分、黑白颠倒的现实。这隐约透露出同是四言句式，但在相同句式表象下折射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赋体，贾谊确实在骚体之外标举出新的“变化”。

　　游编本指出该“变化”具有荀卿赋的性质。以荀子《赋篇》为例，《箴赋》写道：“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这与《吊屈原赋》前半部分句式相同。《赋篇》与《吊屈原赋》都具有明显的铺陈叙述化色彩。《礼赋》从各个角度对“礼”反复书写，称“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与《吊屈原赋》从不同的角度反复书写世间黑白颠倒如出一辙。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称：“屈原言情，孙卿效物。”所谓“效物”，即铺陈性的“体物”书写，与屈原重在抒情的骚体赋有别。

　　游编本将贾谊赋作的“变化”界定为荀卿赋性质，认为贾谊赋作是骚体赋和荀卿赋的“集合体”，是很有卓见的文学史判断，在学理性上是站得住脚的，也是对《吊屈原赋》赋体性质最精准的把握。此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大都未再承袭该观点，也未展开进一步的阐释，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书写的一种“退步”。

　　沿袭荀卿赋体传统

　　贾谊赋作的荀卿赋性质，是贾谊创作求变的结果，还是一种赋体传统的呈现？即骚体和荀卿赋体这两种文学传统融汇在了贾谊身上，他只是自觉地予以运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战国、秦至汉初的赋作源流中进行审视。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汉初贾谊之前的赋家有陆贾，《汉志》著录陆贾赋三篇，皆亡佚。《文心雕龙·才略》有所作《孟春赋》（存目）云：“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辨之富矣。”学界对“选典诰”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可杨明照、周勋初两位先生的解释，他们认为《孟春赋》的文辞选自《尚书》的典、诰，推断《孟春赋》的句式主要是四言。除陆贾外，《汉志》还著录了一篇赵幽王赋，当即《汉书》本传里的赵幽王歌。此歌的文辞，《汉书》录本作“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不计“兮”字，亦基本属于整齐的四言句式，与《孟春赋》相同。此歌铺叙其事，亦可视为赋作，与屈原笔下《橘颂》《怀沙》的赋体性质是不同的。

　　刘勰将陆贾和贾谊的赋作视为秦杂赋的传统，但不认为它们与骚体赋存在渊源关系，这一判断值得注意。何谓秦杂赋？《汉志》著录有秦时杂赋九篇，现无一篇存世，不清楚杂赋的创作面貌。但秦杂赋与荀卿赋著录在一起，印证两者之间的赋体性质相同，推断秦杂赋也是四言句式。现存李斯的刻石文辞七篇，基本都是四言句式，笔者颇怀疑此七篇就在著录的秦杂赋九篇里。刻石文辞都是颂美秦德，《汉志》著录的秦杂赋下一条目录就是《孝景黄帝颂》十五篇，名为“颂”却为赋体，恰可证刻石文辞与之属同一性质。

　　汉初赋作沿袭荀卿赋体传统，《吊屈原赋》的四言句式正是在该传统影响下贾谊自觉继承的结果。

　　要之，从荀卿《赋篇》开始，就有一种四言句式的赋体传统。这种赋体主要在北方流行，经过秦杂赋，至汉初的陆贾、贾谊时代依然盛行，故贾谊笔下四言句式的荀卿赋体性质，并非在骚体基础上“变化”的结果。这也揭示出深化、拓展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基本的文学史结论出发，重新进行有理有据的观照和思考，这也是克服碎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