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发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在当前国际秩序变革的特殊时期，剖析国际货币更迭的历史特征，探索国际货币更迭的未来趋势，思考人民币于国际货币更迭中的角色，意义深远。

　　国际货币更迭的历史特征

　　国际货币的更迭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却表现出颇具共性的特征，即国家权力性、路径依赖性和外部冲击性。

　　国家权力性是指每一次国际货币的形成和更迭都伴随着一个主导国家的崛起和国家间的权力转移。白银时代先后有两个主导国家——西班牙和荷兰，两个国家也是国际体系中最早出现的霸权国。在西班牙主导时期，白银多被视作一种普通商品。通过地理大发现所开辟的贸易通道，大量美洲白银流入欧洲，极大冲击了欧洲的经济结构，助力了西班牙帝国的崛起。白银资本化和货币化主要发生在随后的荷兰帝国时期。在1568—1648年的八十年战争中，原本弱小的荷兰拖垮了强大的西班牙帝国，荷兰战胜西班牙被认为是资本化白银对商品白银的胜利。黄金—英镑的崛起过程是英国替代荷兰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过程，而黄金—美元和信用美元则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构成要素。随着二战临近尾声，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都先后提出构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其中，美国的“怀特计划”和英国的“凯恩斯计划”尤为引人关注，美国最终取代英国成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和新的霸权国。

　　路径依赖性是指特定国际货币的地位一旦确立，便会产生强大的惯性，不易发生变化。这种惯性主要来源于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即当国际货币网络中的主要成员都使用某种货币时，某个成员做出改变的成本很高。路径依赖的后果是国际货币更迭往往滞后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也滞后于主要国家间的权力转移。19世纪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过渡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金银复本位时期（即金和银同时作为本位货币）。从英国正式确立金本位制（1816年）到欧洲国家广泛接受金本位制（19世纪70年代），此轮国际货币更迭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英镑向美元的更迭亦是如此。当金本位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已与英国旗鼓相当，1913年英国的GDP已只有美国的41%，1926年美国拥有世界黄金供应量的45%左右，但是，美元国际货币的确立是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由此观察，历史上国际货币更迭都需要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周期。

　　由于国家权力性和路径依赖的存在，国际货币更迭体现出外部冲击强力驱动的特征，且外部冲击多表现为国家间的暴力冲突或经济危机。八十年战争使以荷兰为主导的白银时期得以最终确立。经过西班牙与英国的大海战和英法战争等一系列冲突，英国最终确立了其霸权地位，黄金支撑的英镑成为了国际货币。两次世界大战和其间的经济大萧条是国际货币从英镑向美元更迭的最重要外部驱动因素。

　　中国在国际货币更迭中的角色

　　目前，有关谁将是下一个国际货币的接棒者的讨论争论不休。其中，回归黄金等非主权国际货币的观点呼声甚高。但黄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在历史上存在诸多缺陷，如产量不足、供给不稳定、分配不均等。此外，类似特别提款权的超主权货币在理论上亦具有优势，但也仅仅存在于理论上。脱离了国家主权信用或贵金属的背书，超主权货币何以取信于市场是最直接的困难，而要求核心国家让渡货币主权的国内和国际政治阻力更大。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思路，但也面临着超主权货币所存在的类似困难——技术能否获得市场信任而成为货币信用的来源饱受质疑，主要国家货币当局已对私人数字货币进行了全方位的严格监管，其中一个重要考量是维护国家货币主权。由此推测，下一个国际货币的接棒者或将依然是主权信用货币，新一轮国际货币更迭将呈现出与历史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特征。

　　就国际货币更迭的时间周期而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生产力革命可能会加速国际经贸结构的调整和国家间实力的变化，进而缩短国际货币更迭的时间周期。与历史上的数次科技革命相比，数字技术革命极大提升了经济运转的效率，缩短了世界经济更新迭代的周期，为后发国家创造了赶超的机遇，加速国际货币更迭。中国在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人工智能、5G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多个领域都已跻身世界前列，这是人民币将在下一轮国际货币更迭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关键因素。

　　提速的国际货币更迭是否依然充斥和伴随着主要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和权力转移，进而导致冲突或危机？国际货币更迭的历史显示，从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主权货币已完全充当了国际货币的角色，这使得国际货币的国家权力属性更强，即充当国际货币的主权货币为其发行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影响力，主要国家将就国际货币地位展开竞争。在新一轮国际货币更迭周期中，权力和利益的捍卫者是发行美元的美国，任何可能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都将遭受美国的强力压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已引起了霸权国家的担忧，但是，中国的国际货币权力观和国际权力观致力于改变国际货币更迭的历史轨道，推动国际货币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触发国际货币最终更迭的经济危机或军事冲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惨痛记忆，也应成为人类进步的经验和教训。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成形而在西方世界所逐渐形成的霸权思维延续至今，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国际货币发行国都是欧美国家，都创造或继承了这种霸权思维。这正是国际货币秩序更迭和国际秩序演进呈现冲突性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不称霸”“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权力观所试图打破的历史桎梏。诚如美国德裔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中所揭示的，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初的几百年里（1400—1800年），东方的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但却不是四处掠夺的霸主，在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包容性的世界体系中，反而是从中牟得了发展红利的欧美国家，相继从与东方的交往和在全世界的掠夺中，积累了原始财富，构建了世界霸权。回归更具包容性的东方模式可能才是国际秩序和平演进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