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冠林、张淑一（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先秦时期，中国已发展出相当成熟的历法和声律体系，二者在当时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论语·卫灵公》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在当时人看来，历法可以安排民时，音乐可以教化人心，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春秋以前，历法和声律是分列的，两者各自单独与政治理念相联系。战国时期，历法和声律与当时发展起来的阴阳学说结合在一起，出现了某种融合。汉代大一统国家建立后，亟须构建一套与之相符的世界观和政治理论体系。随着天人之学对阴阳五行理论的整合，历法和声律也在该体系下完成了合言。

　　春秋以前律历分列

　　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国，中国的天文历法很早就具有较为成熟的观测体系。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观象台遗址证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夏至和冬至观念，开始系统观测和总结太阳与月亮的运行规律。《尚书·尧典》谓：“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洪范》也提到：“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可见，历法是安排农桑庶务和百官行政的重要保障，在早期国家治理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春秋以前，历法还处于观象授时阶段，月份的大小和闰月的安排尚未总结出稳定的推算体系，需要专门的观测人员根据天象随时调整，技术仅为少部分人掌握。故而，颁布历法就成为统治权力的象征。

　　历法之外，声律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1986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骨笛证实，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国先民就已经有了七声音阶的概念。湖北省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总音域跨越五个八度，中心音域十二个半音齐全，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如同历法一样，声律在当时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益稷》：“帝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成熟的声律体系及音乐所具备的感化人心和抒发情感的作用，使声律成为下化民众和上讽时政的重要手段。

　　春秋以前，历法是君主颁布四时政令的主要依据，体现的是政治的权威性和指导功能；声律则是教化民众的工具，体现的是政治的道德意义。历法、声律各自与政治发生关联，彼此之间却是独立分列的。但是，这一现象在进入战国时代后发生了改变。

　　战国律历初步融合

　　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验的积累，人们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能力与理论也发生了变化，历法的神秘性与权威性逐渐式微，演变成可为大众掌握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张汝舟曾考订出周考王十四年甲寅（前427年）为我国殷历的近距始年（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也就是说，从战国早期起，普通大众已经可以摆脱观象授时的限制，自行推演出相应的朔闰干支，如《孟子·离娄下》所云：“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其实，早在春秋后期，象征君主权威的颁朔、告朔之礼就已不再为大众所重视。《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吾爱其礼。’”这表明，当原本仅有上层贵族才掌握的历法逐渐为大众所熟知时，它的政治色彩也开始消解。

　　为了继续保持君主政治的神圣性，历法与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阴阳学说结合在一起，不再以满足民众生产生活需要为主要目的，从“时政”发展为“德政”，出现了以“敬授民时”“阴阳刑德”为主要内容的四时观念，增加了天人互动的内涵，历法和声律也在此时因阴阳五行理论而实现了某种融合。

　　《管子·四时》即将国家治理分为刑、德两部分，与四时相配，谓“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管子·五行》则以天文配阴阳，以五声配五行，将二者提高到了道的高度，谓“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但在此结构下，历法与声律尚未完全糅合在一起，只是形成了较为简单的对应关系。

　　至战国晚期，《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周家台秦简》等出土材料中的历谱都显示，历法的数理演算已为当时一般民众所熟知；同时期的声律也由五声演变成十二律。这使得二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了进一步融合的基础。《吕氏春秋·十二纪》表明当时人已以十二律搭配十二月：“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音角，律中太蔟。……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音徵，律中仲吕。”《吕氏春秋·大乐》在阴阳之外又设置了“太一”作为律、历的共同起源，谓“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至此，历法与声律的融合更具系统性。

　　两汉律历最终合言

　　战国时代虽已出现了历法与声律的初步融合，但与之密切关联的天人互动关系还构建得不够完善。进入秦汉以后，人们通过总结春秋时期的灾异现象，整饬出一套天人双向互动的世界观和宇宙论。汉初陆贾的《新语·明诫篇》：“圣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录星辰之度……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恶，一风俗。”《道基篇》：“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皆强调君主应顺天而行，因时而动，以天象决人事，以人事感天象。较之早期时政思想中强调对自然的单向顺从，此时对历法和声律的阐述明显增加了天人交互感应的内容。

　　汉武帝时期，汉朝在承袭了近百年的秦制之后，亟须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政治理论，董仲舒于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将历法、声律、阴阳五行皆融入“天人合一”的系统中。他认为，受命之君作为天子，应将尊天放在第一位，其以历法代表天道、声律代表人道。他在《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中提出：“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至此，律历融合已呈现出较为完善的架构。嗣后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弟子，于继承前者天人之学的基础上，在《史记》中首次将“律历”合称，《史记·律书》即谓：“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亦谓：“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飘忽。”

　　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下诏改历。其后邓平、落下闳等人创制太初历，即是按照“以律起历”的原则编排，使用声律上的黄钟之数作为历法的推算依据。《汉书·律历志》谓：“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邓平等人将日法定为81分，导致太初历的回归年、朔望月长度均大于四分历数值，这就比《史记·历书》所载的历法更加偏离实际天象。邓平依据声律的三分损益法，硬性将本来属于不同系统的历法和声律杂糅在一起，只是为了实现二者数理性的融合。到西汉末，邓平“以律起历”的传统又为刘歆所继承。受此影响，班固作《汉书》诸志时，将律历合在一起，统称《律历志》。《晋书·律历志》即谓：“刘歆更造三统，以说《左传》，辩丽非实，班固惑之，采以为志。”从此，律历合言为历代正史相关志书所沿袭。

　　综上，春秋以前，历法和声律彼此独立，各自分别与政治相关联。战国时期，因应阴阳五行观念，二者开始出现初步融合。至汉代，历法、声律进一步融入“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系统中，成为天人之学的基础，二者也被合称为“律历”。从春秋到汉代，中国古代的历法和声律实现了从分列到合言、从自然科学向政治哲学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