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粮食安全问题不仅关乎口粮，更涉及世界经济发展、地区国家稳定，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已经经历过多次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其中就包括2007—2008年和2010—2012年的世界粮食危机。探讨引发这两次世界性粮食危机的深层原因很有必要。

　　两次世界粮食危机的持续影响

　　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肆虐全球时，大量发展中国家还受到此前已然显现的全球粮食危机的严重影响。人们担心粮食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减贫工作以及粮食进口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在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之前，全球饥饿或营养不良人口约为8.5亿人，2007年猛增7500万达到9.25亿人。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FFPI）从2005年到2006年增加了12%，到2007年增加了24%，2008年1月到7月同比增加了约50%。2008年，谷物价格指数达到峰值，是2000年的2.8倍。世界银行数据也显示，2005—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了83%。2005年1月至2008年6月期间，玉米价格几乎增长了两倍，小麦价格增长了127%，大米价格增长了170%。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严重威胁世界中低收入人口的生存。当时全球66亿人中有26亿人的每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其收入的60%到80%被用于食品消费。其中，受粮食价格飙升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缺粮国。

　　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之后，国际粮价并未回落至危机之前的水平。2010年后新一轮粮食危机爆发，国际粮价继续攀升。2011年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FFPI）达到131.9，较2010年增长了23.6%，比2008年创下的历史高点117.5还高出12.3%。一些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巴西圣保罗的玉米价格在2010年6月至12月的半年时间里上涨了56%；同期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小麦价格上涨了54%；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的豆类价格上涨了48%。

　　粮食危机冲击面广，但承压最大的依然是全世界特别是低收入国的困难群体。人们在购买食物时变得越来越谨慎，接近贫困的人陷入贫困，而那些已经贫困的人则遭受到比以前更严重的剥夺。与此同时，低收入缺粮国家需要紧急粮食援助的人数也有所增加。另外，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也受到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食品支出下降，迫使家庭减少进食次数，减少多样化和营养丰富的食物消费。一些发达国家的穷人和其他社会群体的长期轻度营养不良现象激增。这轮粮食危机同样在一些国家引发了社会动荡。2010年9月在莫桑比克发生的粮食骚乱和在几个北非国家发生的抗议活动，都反映出高粮价对困难群体的持续影响。

　　两次世界粮食危机的制度根源

　　无论是2007—2008年，还是2010—2012年的世界粮食危机，除了气候与灾害、生物燃料挤出、金融市场投机、暴力冲突等在器物层面对供需的直接影响之外，其背后还有更加复杂、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即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被发达国家政府、国际机构以及国际粮食巨头“合谋”剥夺，从而使这些国家弱化或丧失了调节生产和价格以应对粮食危机或饥荒的能力。

　　发展战略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重构了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或粮食生产体系。先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增加农作物产量的“绿色革命”，宣称要在非工业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确实在一些国家实现了单产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其并没有扭转农业领域资源和产品分配向优势一方集中的趋势，产量提高并没有增加脆弱群体免于饥饿的能力，反而明显强化了发达国家控制的农业综合企业在市场中的权力。农业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大量丧失，还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水位大幅下降，土壤盐碱化和侵蚀加剧，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贫民窟，以往保证粮食安全的传统农业及食品生产体系也被放弃。

　　金融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绿色革命”中负债累累，此时秉持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一些布雷顿森林机构代表发达国家粉墨登场。它们指导发展中国家开展债务重组，并要求后者实施开放市场、放松政府管制、金融深化等经济自由化举措，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取消对面包、大米、牛奶和糖等商品的补贴，并大幅削减教育、卫生、住房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在这些机构“指导”下，一些发展中国家货币被迫贬值，以使其本国产品出口更便宜，不过其国内购买力却随之下降；一些国家利率提升，在资本账户放开的条件下，为蜂拥而至的国际资本带来巨额回报，并在国际资本的一轮轮进出和收割中丧失对本国重要产业的控制权。这些措施导致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陷入极端贫困状态。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通过出口获取外汇，增加了迎合国际市场需求的单一作物生产，同时减少了本地消费的农业投入，在粮食安全方面对国际市场产生了较高依赖。

　　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壁垒被大幅削减，这为来自美国和欧洲的高补贴产品进入提供了便利。美国对农业综合企业的补贴约占其农业产值的四分之一，欧盟更是高达40%。巨额补贴之下，这些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不仅低于其成本价格，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当地产品价格，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则获益颇丰。在国际机构“发展政策”的助推下，发达国家支持的跨国公司凭借其资本主义赢利逻辑支配的产业化的集约型粮食生产模式，摧毁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农业生产体系，很容易在粮食对外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酿成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