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国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首都高校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唐爱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资本能否健康发展，“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新时代新征程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必须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从政治、制度、文化三个层面共同发力。

　　以公共权力约束资本权力

　　资本在生产领域具有相对于劳动而言的天然的“权力优势”，如果不加限制，可能将发展为统摄一切的“绝对权力”。遏制资本无序扩张，需要以公共权力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须划定资本的权力边界，避免资本拉拢和腐蚀权力，健全权力的运作体系，避免权力臣服和受制于资本，从而防止资本与权力结盟。一方面，要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宏观性、全面性、科学性，增强党对经济发展的规律把握、过程把控和宏观调控，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制度建构、法治建设和综合治理，从而强化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从而深化党对市场规律的认知。同时，必须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注意研判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战，力求防患于未然，针对已然产生的资本的负面效应和市场风险，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完善收入分配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打击贪污腐败行为，着力化解各种风险，从而强化党对市场风险的防控。此外，要着力建设“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使政府和企业既“亲”又“清”，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实现政府从“包揽”到“有为”、从“市场化”到“公共型”、从“唯GDP”到“综合考量”的转变，从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以合理制度规制资本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运作的逻辑产物，无法对资本关系进行有效规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带领人民通过自主创造得来，能够超出资本的逻辑而有效规制资本关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制资本关系，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主要路向。

　　具体而言，须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明确改革的目标指向，理清改革的整体思路，探索改革的科学方法，重视改革的效能转化，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首先，需完善所有制、分配方式、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驾驭资本的关键制度安排。其次，要发挥好党的领导制度的“政治保证”功能、人民当家作主制度的“主体推动”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律规制”功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价值牵引”功能、社会治理制度的“社会协同”功能，打出制度“组合拳”。再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开放竞争制度，着力补齐各种制度短板，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最后，健全综合监管协同联动机制，完善资本风险防范机制，构建行业治理和综合治理的分工协作机制，建设资本领域反腐败制度和社会诚信体系，打造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提升资本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完备性、联动性、针对性；同时，注重监管的法治性、公正性、源头性、精准性、科学性，创新监管方式，弥补监管短板，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监管责任，强化大数据、算法等监管技术支撑，打造专业化、高水准市场监管执法队伍，严厉打击和查办各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监管中来，打造多元共治的资本治理格局，全面提升资本治理现代化水平。

　　以先进文化调适资本精神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精神特性，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塑造的结果。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不仅具有原初的市场经济文化基因，还具有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属性。以先进文化调适资本精神，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向。

　　具体而言，一是须在意识形态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进行原则性调适。马克思主义能够塑造调适资本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市场经济伦理，因此，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是须在主流价值层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导向性调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合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其培育和践行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向真向善的良好风尚具有关键作用，对于驾驭资本逻辑、辨析和抵制西方外来资本附魅的文化价值观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须在经济伦理层面发展新型市场经济伦理，进行规范性调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方向就在于“不断完善作为价值创造的‘利’的手段、不断提升作为价值实现的‘义’的目的”，真正在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利”与“义”的和谐统一、有效互动、共生共长。

　　四是须在实践主体层面促进各实践主体协调配合，进行针对性调适。党和政府的职能在于制定宏观策略，督管调适过程，企事业单位的职能在于落实宏观策略，生产实际效益，民众个人的职能在于自觉求真向善，主动引领风尚，各实践主体都应明晰并发挥好各自的文化职能。

　　五是须在文化制度层面构建长效机制，进行结构性调适。文化调适的制度建设应涵涉意识形态、主流价值、市场伦理三个基本层面，兼顾党和政府、企事业单位、民众个人三大实践主体，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培育主流价值、经济伦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要求、各实践主体有效互动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