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共同体思想的批判与建构

　　作者：魏晓燕（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克思倾其毕生精力探索全人类的解放，其将这一目标最终归结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无论是对人类解放的探索，还是对自由个性的追求，当面对现实社会和现实的人，便必然会涉及共同体的问题。因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存在于共同体之中，共同体让个体成为可能，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必须结合为共同体才能生存和发展。个体与共同体构成了马克思观察人类历史的一对重要范畴。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的产物。一方面，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马克思正是在反思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开始了对共同体的探究。19世纪40年代，“三大工人运动”如火如荼，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一种联合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由自身利益所进行的自觉联合取代了无组织、无意识的被动联合，在一次次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原始共同体解体以及无产阶级的兴起，为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奠定了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

　　马克思扬弃了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那种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的共同体思想，又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尔巴哈和赫斯等的理论，从人的生存状况入手探究共同体思想，不仅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发展，也使蕴藏于唯物史观中的共同体思想得以浮现。马克思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剖析，揭示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及其性质特征：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个体依附于以“血缘关系”和自然联系为基础的共同体，个体与共同体具有直接的同一关系，马克思称之为“自然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阶段，个体存在于以“货币—资本”为纽带的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构成对立关系，马克思称之为“虚幻的共同体”；在共产主义阶段，个体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体，存在于以“自由联合”为基础构建的“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呈现出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共同体”。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阶段生产方式以及所有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最初人表现为种属群、部落体、群居动物”，也就是说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自然形成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它是先于人类历史活动的无意识的存在。这种共同体以家庭、部落以及氏族之间相互融合形成的公社等为存在形式，为生存和繁衍在内部形成一套稳定、传统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一种“自然的共同体”或“本源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体是共同体的成员，个体的分工也仅限于在这个共同体中的自然分工，个体因这种血缘关系、家庭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同时个体的主体性被共同体内在的制度、规定所束缚，是一种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生产方式之间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呈现出强共同体、弱个体的社会特征，个体以一种依赖性的状态存在于共同体中并依附于共同体，人的生产能力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和地点上，个体的劳动只能满足单纯的生存需求，个体毫无自由发展。但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没有利益的分化，每个个体都把自己当做所有者和共同体成员，个体劳动的目的是维持其家庭、氏族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是一种直接同一的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然共同体在其内部因素的冲击下被迫解体，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是一个物化的、个人主义的和利己主义的社会，呈现出强个体和弱共同体的特征。个体摆脱了原来对自然的共同体的依赖，成为有能力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独立个体。个体看似是获得了自由，不再具有对共同体的内部依赖性，但实则却变为了对外部普遍交换的依赖。这种依赖主要体现在对物的依赖上，这里的物以财产或货币的形式存在，它们代替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获得了个体所失去的独立性。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个体都是利己主义者，每个个体都仅仅寻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共同利益对个体来说是一种“虚幻的、异己的”东西。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本应在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起到调和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自诩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国家实质上代表的却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下打着促进人类发展的旗号反而成为了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这种基于分工、所有制和财产关系所形成的共同体实质上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从表面上看，共同体代表的是普遍利益，实际上却仅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利益，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对人的剥削关系。生活在虚幻的共同体中的人们逐渐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个体的自由不仅受阶级身份的限制，同时也被“物”所奴役，在异化的过程中完全失去了自由，此时“个体”与“共同体”之间表现为对立关系。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也诠释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理论。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异化的生存状态，它是共同体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马克思认为，人要消除这种异化，就必须彻底扬弃私有制，从虚幻的共同体中剥离出自己的本质。只有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才能随之确立。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个体受到的束缚和剥削也不断加深，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体系逐渐崩溃，个体生存条件的不断恶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现存制度的反抗情绪不断增长，这就促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产生了一个由大多数社会成员构成、承担着这个社会的“一切重负”而“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的阶级——无产阶级，并且“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马克思称这种基于个人的自由联合所形成的共同体为真正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作为自己本身参与其中的，个体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联合获得自由，即获得“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此过程中，“个体”与“共同体”达成一种新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批判了“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等概念。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真正的共同体就是指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一个个体与共同体共存、个体自由以共同体自由为条件、共同体自由以个体自由为前提的社会。这种共同体思想不再停留在纯粹批判的空想阶段，也不再是缺乏实践基础的上层建筑，它是马克思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以唯物主义的视角考察人和社会形态发展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实践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的融合。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真正的共同体不仅表达了对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预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高阶阶段）。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现在通常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

　　商品共同体、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促成了共同体的异化。对资本共同体的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着力点。真正的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的扬弃和超越。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使每一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一生的不懈追求。马克思对保障人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应然走向实然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勾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应然样态。从应然走向实然，需要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一部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实践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交互作用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论断，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发展与创新。围绕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对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如何推进民族工作提出了要求。在政治上要坚决维护主线，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民族工作格局；在理论上要善于把握主线，基于“两点论”与“重点论”正确把握主线与支线的关系，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在实践中要切实推进主线，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党的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使各族群众都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和评判者，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CSZL23005 ]“知情意行视角下民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