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剑（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鲁迅和胡适对孙悟空形象究竟是源自中国本土文化还是源自印度史诗的讨论，在我国学术界引发了多次学术争鸣，几乎贯穿了20世纪初至今百余年的中印文学关系史，先后出现“本土说”“外来说”“混血说”等不同观点。回顾与反思该话题百年来的流变轨辙，总结其间的得失，归纳出中印文化交流的某些规律，或许比盲目评赞更有意义。

　　1923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孙悟空形象出自中国神话传说中的无支祁。同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提出孙悟空形象来自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认为“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由此引发了有关孙悟空形象来源问题的第一次学术争鸣。鲁迅很快作出回应，1924年在西安暑期讲学时，他提出《西游记》受唐人小说的影响很大，而受印度史诗的影响却未可知，孙悟空袭取无支祁形象的可能性更大。学界也有赞成胡适观点的，例如陈寅恪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1930）中，对汉译佛经里猪八戒形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以及高老庄招亲故事进行了溯源，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结合了《罗摩衍那》中哈奴曼的故事以及汉译佛典《贤愚经》中“顶升王升仙因缘”的故事。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1933）认为，孙悟空与印度神猴哈奴曼非常相似。林培志的《拉马耶那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1934）也提出，孙悟空是哈奴曼的化身。这些学者的文章为胡适的孙悟空“外来说”观点补充了证据，使之成为之后三十年间关于该话题的主流观点。以鲁迅与胡适为代表的关于孙悟空身份来源问题的讨论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学术论争，他们研究的出发点、运用的材料、论证的方法等都有所不同，孰是孰非一时难有定论。

　　20世纪50年代之后，吴晓玲重提鲁迅的孙悟空形象“本土说”，通过考证十条与《罗摩衍那》相关的汉译佛典内容，指出古代中国人对《罗摩衍那》故事所知并不多，《罗摩衍那》能影响到《西游记》是根本不可能的，将敢于抗争的孙悟空形象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产物成为广泛的共识。吴晓玲的这一旧事重提并没有引起其他学者的反驳。但其实，在吴晓玲重提“本土说”的同时，季羡林在1958年的《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中就提出《西游记》中有大量印度成分，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未发表，直至1980才刊登在《文学遗产》杂志上。此外，季羡林在《〈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1978）、《〈罗摩衍那〉初探》（1979）、《〈罗摩衍那〉在中国》（1984）等学术论著中都表达过孙悟空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鉴来的观点。沉寂数十年的“外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走入研究视野，并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如顾子欣就认为孙悟空这位猴王是万里迢迢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当然，“本土说”也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金克木在《梵语文学史》（1964）中提出，有人以哈奴曼大闹罗刹宫和孙悟空大闹天宫相比照来佐证孙悟空的外来血统，实则两个神猴形象不同，且汉译佛经中并未提及哈奴曼大闹魔宫的故事，很难证明两个神猴故事有什么关系。刘毓忱的《关于孙悟空“国籍”问题的争论和辨析》（1981）认为，《西游记》成书之前哈奴曼并没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渠道。龚维英在《孙悟空与夏启》（1984）中考辨了夏启与孙悟空形象上的继承、发展和再创造关系，认为夏启是孙悟空形象最古老的渊源。由此可见，20世纪70—80年代，“本土说”和“外来说”仍旧是两种分庭抗礼的学术观点，有关孙悟空身份的来源问题仍无定论。

　　其实季羡林在提出“外来说”时并没有彻底否定鲁迅“本土说”的观点，而是认为既要承认孙悟空和那罗与哈奴曼等猴子的关系，又要承认中国作者在孙悟空身上的发展和创新，孙悟空是印度神猴与中国的无支祁结合的产物。这种折中的观点逐渐演化为“混血说”（也有“影响说”“结合说”“折中说”等说法），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也不乏其人。蔡国梁在《孙悟空的血统》（1981）一文中首次提出孙悟空为“混血猴”的说法。萧兵的《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1982）考证了我国古代的猿猴传说、无支祁神话故事以及中国神话中劫女妖猴、华光大帝、二郎神等形象对孙悟空形象的影响。同时梳理了哈奴曼与孙悟空形象之间的继承关系，认为孙悟空“既有传统的、继承的、移植的、外来的因素，更有创造的、本土的成分”。赵国华在《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1986）中，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孙悟空神猴形象来源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爬梳，并对各家观点逐一考辨，指出“作为《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的神猴形象虽然源出印度，但他既不是简单照搬，也不是生硬模仿，而是对印度文学的营养经过自己的消化和吸收后，所创造的中华民族的神猴”。赵国华的观点进一步佐证了孙悟空的“混血”身份，“混血说”也越来越被学界接受和重视，并以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形态继续演进。

　　《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来源问题长达百年的学术争鸣是印度史诗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史上鼎铛有耳的学术事件，它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外国文学尤其是史诗文类的关注。今天，以文明互鉴的思想高度去观照这一事件，是否能有定论似乎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一次次的考辨与争论中，人类古老文明的真实样貌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文化的差异与对垒转变为互通互融，中国文学有了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也在对经典的阐释中不断生发创见。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文明的对话不应仅仅包括追根溯源地去寻找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蛛丝马迹，还应当包括在平等对话前提下观照本民族文学是以何种独特的面貌走进世界文学视野并丰富世界文学内容，又如何能在对等的地位上与他国文学共建世界文学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