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所反映的兵学文化内涵，无疑是一种历久弥新、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古往今来的人们推崇它、研读它、运用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但是，研究与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原理，不应该走向极端，换言之，对孙子的理论不宜以拜物教的心态去对待。

　　有些人为了有意识地拔高《孙子兵法》一书的地位而凭空想象，人为地杜撰或硬拧过去，结果完全歪曲了孙子的原意与宗旨。这种做法，几乎等于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阉割。例如，一些学者关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就属于天花乱坠、望文生义，基本上背离了孙子这段话的本意。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吹捧为“不战主义”。有日本学者甚至还认为《孙子兵法》不是讨论打仗的，而是教人和平的，孙子是不战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孙子兵法》应该改名为《孙子（和）平法》，云云。

　　是否能够从“不战而屈人之兵”中演绎出“不战主义”“和平主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兵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慎战”“重战”和“备战”，而非“去战”“不战”，当然，也不是“好战”与穷兵黩武。孙子的原旨也是如此，其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并非对战争本身的否定，而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儒、墨、道诸家的“反战”“非战”立场，也和某些法家人物的一味嗜战、积极主战有所区别。

　　鉴于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主流，我们今天可以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意义做出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把它归纳为孙子整个学说的初衷和真谛，则不符合《孙子兵法》全书的基本倾向和真切主旨。换言之，今天如何评价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是一回事，准确把握其在《孙子兵法》全书中的位置又是一回事。

　　其实，在《孙子兵法》的兵学体系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能颠倒“战胜策”与“全胜策”之间的主次关系。

　　从《孙子兵法》的篇幅看，“全胜策”所占比例甚小，不占主导地位。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较系统的表述，仅见于《谋攻篇》，而《谋攻篇》不过是十三篇之一。《孙子兵法》十三篇既为一个整体，而“谋攻”仅为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形篇》言军事实力；《势篇》言军事力量的巧妙发挥；《虚实篇》言争取主动权；《军争篇》言用兵常法；《九变篇》言作战变法，加《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诸篇，合在一起均论述“善战”内容。可见，“战胜策”才是《孙子兵法》主体思想之所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固然是一种极其美妙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实现却是罕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鸿沟，这正是这种全胜思想的一定局限性（也可理解为一定的空想性）。处理阶级之间、集团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方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并非带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要求在充分运用谋略和以武力作后盾的前提下普遍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要使敌我双方在力量上达到“以镒称铢”的条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具体实施“伐谋”“伐交”诸手段，更存在着复杂性和多变性；即使是敌方已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也是很难使其慑于威迫而轻易屈服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势的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更明确地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异常罕见。韩信如果没有取得“背水阵”聚歼赵军二十万人的大捷，就很难想象会有接下来“传檄”轻易平定燕地的成功。施琅倘若未曾有澎湖之役中大破郑氏水师的胜利，显然也不可能迫使台湾郑经集团放弃抵抗！

　　孙子求“全”，追求“全胜”，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对用兵打仗理想境界的向往与推崇而已，是为了占领道德与政治上的制高点，是“理想态”，而非“现实态”。事实上，一味求“全”，往往会陷入实践上的“困境”，即考虑问题时不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很可能优柔寡断、投鼠忌器，结果是进退失据、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所以，我们固然要“仰望星空”，但同时更需要脚踏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