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雷（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

　　面对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生态学者主张从激进生态和生态政治的角度审视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强调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不可能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必须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将眼前的环境改革斗争与革命性转型的长期目标联系起来，才能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当代国外生态学者从生态转型、人类世、去增长等角度重思人类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找寻症结及救治方案，凸显出其革命性的激进向度。

　　生态转型：系统性变革而非气候变化

　　随着生态危机愈发迫在眉睫，国外有的生态学者强调，必须开展生态转型，进行系统性变革，创造新型生态文明，如此人类才能避免走向生态灭绝，恢复生态的可持续性。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布雷特·克拉克等持“新陈代谢断裂”观点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无限度积累，造成对环境的无限剥削，导致自然与社会之间出现无法弥补的“鸿沟”。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相悖，它在本质上对自然怀有敌意。因为资本逻辑将导致“灭绝主义”。生态毁灭或生态革命是资本主义大转折的选择，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是人类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在迈克尔·洛维看来，生态社会主义将社会和生态福祉放在首位，关注存在而非占有。资本主义所追逐的不过是资本的无限积累，将世界商品化并剥削劳动力和自然，严重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日本学者斋藤幸平驳斥了那些认为马克思是“生产主义者”或“经济决定论者”的说法，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在斋藤幸平看来，以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严重侵蚀了人类自由发展的基础。在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追求“气候正义”的社会运动必然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因素，“环境无产阶级”必须作为革命的主体登上历史舞台，对资本主义展开全球规模的斗争。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或技术手段来进行调节，无法应对气候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球系统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中造成了一系列裂痕，突破了关键的生态阈值和地球限度，使地球上现有的所有生态系统和工业文明本身都处于危险之中。要真正地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推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这需要一场源自群众运动的长期革命。马修·胡贝尔强调，气候危机主要不是“个人碳足迹”等消费领域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问题，根源在于谁拥有、控制物质生产资料并从中获利。胡贝尔将工人阶级定位成气候政治的关键角色，并强调要赢得气候斗争，要基于全球工人阶级团结形式的国际主义，重组生产以确保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存。环境活动家马丁·恩普森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使劳动者与自然世界相异化，以及劳动人民彼此异化。在恩普森看来，资本主义以利润为内驱力，消耗了大量能源，将人类带到灾难边缘。要守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必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才能摆脱一个为了利润而摧毁地球的制度。乌尔里希·布兰德和马尔库斯·威森深刻揭示了全球生态不平等以及资本主义条件下霸权性的社会自然关系。一方面，人类社会对地球环境无限制地使用，凸显出资本对自然的征服；另一方面，北方国家以政治、法律以及暴力的形式占用南方国家的资源、空间、劳动力，并将污染物进行转移。他们认为，要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走向“团结的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生态转型。

　　人类世：理解生态灾难的新视角

　　“人类世”（Anthropocene）一词常被用来非正式地描述地球当前所处的地质年代。保罗·约瑟夫·克鲁岑认为，人类世反映了人类与地球关系的危机感和转变。具体而言，人类通过温室气体排放、森林砍伐、核试验等活动大规模地改变了自然环境，并在地球表面各处留下痕迹。按照杰里米·戴维斯的观点，“人类世提供了一种在深度时间的语境中去理解现时的环境危机的视角”。全球变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物种濒临灭绝等都是人类世时期的突出问题。人类愈益趋向地球极限，并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

　　伊恩·安格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系统阐述了化石燃料的迅速燃烧如何将世界推向灾难边缘，认为全球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化石资本主义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如果化石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人类世将是少数人野蛮统治和大多数人遭受苦难的新黑暗时代。”人类世的生存需要激进的社会变革，以一种新的生态社会主义文明取而代之，遏制资本主义对地球系统的破坏，从而为每个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消除人对人的压迫，重视生命而非资本积累，重建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统一。阿尔夫·霍恩堡则探讨了人类世的自然、社会和正义问题，认为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生物圈的新陈代谢，以至于威胁到物种的未来生存。由于人类被视为一种地质力量，我们不仅要重新思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还需要重新思考历史、现代性和人类的概念，追问何为价值、进步和财富。霍恩堡强调，必须对现代性的人工制品即货币—能源—技术复合体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从而使人们摆脱全球剥削体系，将文明从当前全球生态系统制度的崩溃中拯救出来。

　　资本家唯一关心的是货币收入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气候变化不会给资本逻辑画上休止符，只要资本主义继续追逐资本积累，生态危机就会持续恶化，也必然会制造出全球性的“环境难民”。卡洛琳·麦茜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这种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大地关系的断裂，导致“自然之死”。在麦茜特看来，人类世意味着人类活动以毁灭性的方式影响自然，我们需要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审视人类世的自然，即从18世纪蒸汽机的出现到如今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大规模燃烧。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人类世的概念既反映出人们日益认识到人为驱动因素对地球系统的行星边界的扩张起着加速作用；同时也在对人类发出警告，如果“一切照旧”，世界就会深陷一个不利于维持人类文明稳定性的困境。卡米拉·罗伊尔强调，如果任由资本主义继续下去，人类的灭绝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世不太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而只能是短暂的地质时间。另一种选择是，我们可以推翻资本主义，用一个允许我们的物种继续存在的社会取而代之。小林卓也认为人类世不过是榨取主义的代名词，具体来说就是对地球一味索取，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发展，主动放弃延缓或避免气候变化的有效对策，不断过度榨取有限的自然资源，持续给生态环境增加负担。要应对人类世带来的气候变化，必须摒弃以追求阶级利益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去增长：反思增长的极限

　　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明确指出，“现在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模式，实际上在全世界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按照现在的模式，不断试图增长，必然以灾难性的崩溃而告终”。如今，随着人口爆炸、资源短缺、能源危机以及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国外生态学者越来越关注“去增长”（degrowth，又译为“减增长”）理论。环保活动家和研究者认为，“去增长”倡导优先考虑社会和生态福祉，而不是企业利润；反对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主张减少全球经济的物质规模，将共同价值观转向关怀、团结和自主。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去增长”意味着改变以无休止的经济增长为驱动的社会经济体系，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剥削关系，确保环境正义和地球边界内所有人的美好生活。正如杰森·希克尔指出的那样，在气候灾难和生态崩溃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正在摧毁生活世界的实际状况。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带来有意义和直接的变化，即“去增长”。当然，“去增长”并不意味着拒绝增长，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式的“增长主义”。发展中国家在摆脱贫困的同时，为了人民的福祉而发展经济是适当的，但是在富裕国家，为了增长而增长才是问题所在。人类无限制的扩张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富裕国家应通过减少生产与消费，使经济规模控制在地球可承受的范围内。

　　“去增长”理论意味着：有计划地减少能源和资源的使用，减少对生态的破坏，恢复经济与生活世界的平衡，改善人类生存的福祉；寻求扩大普遍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健康、教育、交通和住房，以便将人们过上繁荣生活所需的基本物品去商品化；实现向可再生能源过渡、恢复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去增长”与资本主义和增长主义直接对抗，强调将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再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并实行民主的、参与性的生态经济计划，认为主要应由人民自己来决定生产和消费的优先级，以满足实际的社会需求，同时尊重地球的生态限制，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经济和分配社会财富的方式。斋藤幸平提出“去增长共产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婪追求是气候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有“去增长”才能通过减缓社会生产和分享财富来弥补损害，为人类寻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从生态社会主义角度来看，“去增长”理论强调，发展首先是质的发展，因为即使是最有用的活动也必须尊重地球的极限，任何商品都不可能“无限”生产。此外，“去增长”强调人民在食物、住房和基本服务方面的真正需求，而不是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采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化石燃料。“去增长”还涉及通过民主协商过程改造现有消费模式，如按计划报废不可维修的商品。简而言之，“去增长”不仅是一种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改变，更是一种文明的转变，一种基于团结、民主、平等和尊重地球的价值观的新生活方式，为激进的想象、实践和经验打开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