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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2023-10-17 17:01

  作者: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近代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很多是围绕现代化、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问题展开的。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内在逻辑?“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如何建构的?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从对现代化和文明的解释开始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我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源和生成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可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是递进且彼此理解的逻辑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可基于这三者的逻辑关系建构起来。

  一、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与现代性密切相关而又有区别。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的客观社会历史运动,是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历史背景,侧重于“历史维度”及其描述性,相对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主要是“历史学话语叙事”,是历史过程概念;现代性则是对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根本属性、本质特征、呈现状态、价值理念、深远意义的哲学反思和规范评价,旨在对西方现代社会变迁予以引导,侧重于“价值维度”及其价值评价,相对注重历史发展的“断裂性”,展示社会的结构转型和文化转型,是“哲学话语叙事”,具有规范性和反思性。可基于现代化发展历程,从现代性维度揭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启的西方现代化之旅。

  西方现代化主要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工业革命和政治民主等,是西方开启现代化运动的标志。西方现代化从启蒙现代性开启,之后演进的逻辑,便是从经典现代性经资本现代性批判和反思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现代化运动是一种世界潮流,把世界各国卷入其中,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命运。西方现代化潮流对清朝末年的中国产生强烈冲击,中国开始一次次回应。洋务运动是晚清内部部分官僚在“器物”层面的回应;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在“制度”层面的回应;五四运动是先进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的回应。五四运动表明: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之关键,是必须有科学思想引领,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组织。罗斯托(Walt Rostow)认为:在现代化起飞阶段,需要“出现一个政治力量强大的团体,它将经济现代化视为严肃、高度有序的政治事务”。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我们党围绕“民族复兴”主题,首先在思想理论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拥有先进思想引领;在领导组织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先进组织领导;还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道路的本质联系,探索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改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的被动防御为主动应对,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指导思想、领导力量、中国道路三方面掌握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彰显出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懈追求,从国家工业化推进到“四个现代化”,经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从生产力现代化,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演进。

  在这种演进中,道路问题是贯穿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本问题。2021年以来,习近平先后提出“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四个重要范畴。学术界较少关注这四者间的逻辑关系,有学者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看作改革开放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义表达。若精准研读相关重要文献便会发现,这四个重要范畴是沿着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逐一出场的,是历史逻辑步步递进提升,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不断推进拓展的关系,既在历史逻辑上一脉相承,不能割裂,也在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与时俱进地推进拓展,不能完全等同。

  最早提出的是“走自己的路”,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有特征。其有两种意蕴:一是在“破”上,破除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和传统“苏联模式”的路径依赖,是开启走“自己的路”的前提;二是在“立”上,确立实现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中国“自主性”,是走“自己的”路的基础。这是一种前提性、基础性突破,用学术话语讲就是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自主性成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自己的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体现,它源于且创造性拓展了“走自己的路”,赋予“走自己的路”以新的内涵:一是把“自己的”转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走的是“中国特色”之路,又是“社会主义”道路。二是确定其基本内涵,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自主自立。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坚定不移又要守正创新。用学术话语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内涵式成长”。

  其后,我们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它源于并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源于,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来的。拓展,是指:

  首先,把“中国特色”创造性地提升为“中国式”。“中国特色”蕴含中华文化、体现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中国式”则把这种中华文化、中国特色、中国特点提升为一种中国范式,是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范式而言的。这是一种更为规范的表述,表达的是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类型,具有类型学意义;它可以与西方现代化处在同一主题上进行对话,具有对话和传播意义;它表明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我”的存在及其世界意义,增强了我们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自信。

  其次,把“社会主义”凝练为“现代化”。西方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本质联系。对此我们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道路。可直接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话语,建立起“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联系。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首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既区别又高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也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最后,“新”在一定场景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多数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相对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而言的。这是主要的,但不止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是相对于三方面而言的。一是相对于西方式现代化而言的新,它为人类实现现代化开辟出一种新的范式。对此,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二是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言与时俱进意义上的新。这一点却被一些人忽视了。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必突出“新”。其实,这里的“新”确有“新”之特指和意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比较西方现代化发展成就,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后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基础上推进拓展出来的,是明确对接“新时代”的,目标是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是逐步深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五方面推进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总体上还处于“欠发展”时期,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综合国力不强,相对强调“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新时代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它发展了改革开放之初所讲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在实践上相对注重人民基本需求满足与物质生产、经济增长,发展的不协调性问题相对突出,新时代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更加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这是一种推进;新时代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了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地方那种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新时代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注入新动力,更加强调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求以中国发展贡献于世界,这对改革开放之初相对注重在“维护世界和平中谋求国内发展”来说,是一种推进;新时代的现代化致力于解决“强起来”问题,这对改革开放之初相对注重解决“富起来”问题,是一种推进。三是相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而言的新。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过去我国曾存在邓小平所说的“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问题上具有了中国的自主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路走得通、走得稳、走得好,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一步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世界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具有光明前景的新路。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世界现代化问题上的“话语霸权”,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不断彰显其步步提升的新地位,用学术话语来讲,也就是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世界性成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推进、拓展和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可聚焦和提升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在它跳出仅从道路来谈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为从更为广阔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又体现在它把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建构,从创新突破、中心任务、性质方向、共同特征、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方面,总体上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也体现在我国在现代化问题上从过去的“话语依赖”走向新时代的“话语自主”,掌握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方面的话语权。这一系列的创造性推进和拓展,就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创造和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

  一个值得寻味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掉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强大“漩涡”,却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决定性作用,科学处理了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晶,中国共产党人为改变旧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实践表明,只有适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基本国情并有助于实现奋斗目标的道路,才能在中国根深叶茂。西方现代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难以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还存在霸权主义等诸多弊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所避免的。三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导致中国落后,历史教训告诫我们,不能沿袭西方现代化模式,必须走自己的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与文明直接且本质相关,当讲到西方现代化时就会直接从本质上讲西方文明。中国式现代化能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生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意义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世界而言的最高成果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把“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到“人类文明”高度。

  (一)文明观的理论阐释

  文明,是一个较难把握的概念。相关论著有所涉及,如鲍登的《文明的帝国——帝国观念的演化》对文明概念及其内涵、起源和意义作了较为详细的语言学、解释学考察。但这些著作对文明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界定和确切解释,或是回避文明概念,或是泛化文明概念。沃尔夫·舍费尔(Wolf Schafer)指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学会了规避‘文明’一词,并以‘文化’为参照来分析一切问题”。“文明”这个概念有时承载太多的意义,为数众多的社会分析被归入文明范畴,以至于它往往缺失任何具体的或容易理解的含义。克服国内学者对文明研究的不足,全面深入推进“文明研究”,对文明概念和文明观给出明确界定、确切解释,是首要解决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前提性问题。

  尽管人们对文明概念未给出明确界定、确切解释,但其基本含义还是清晰的,即文明是整个人类追求发展进步从而走向“真善美”的过程及其积累起的积极成果。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对文明首先应从哲学上理解,确定其文明观。由于对发展进步与“真善美”的解释不同,因此便存在两种不同的文明观。

  一种是侧重于把文明解释为“事实判断”的描述性概念,认为文明即事实,描述的是整个人类发展进步的事实;发展进步是各个国家、民族为改变其现状而向前迈进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进步的过程;它具有多样性、包容性、互鉴性、平等性和普惠性,是一种“复数”多元文明;对文明的“价值判断”应建立在“文明事实”的基础上;其哲学基础是“多样统一”“主主平等”的哲学观。

  另一种是侧重于把文明解释为“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认为文明即价值,强调任何国家、民族都应沿着确定的“同一道路”,朝着确定的具有“同一性的至善至美的理想目标”迈进;具有文明优越感的“高尚民族”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既具有掌握解释世界如何运转、历史如何进步的话语权,也应当文明开化“野蛮、愚昧的非文明民族”,这是“他我”民族、国家裁定、改变“非文明国家、民族”的“教化”过程。这样的文明具有一元性、评判性、改变性和统治性,是具有同一性标准的普遍文明,是“单数”一元文明。这种对文明的解释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哲学基础是“主统治客”的哲学范式和线性史观。依据这种文明观,就会认为文明只属于欧洲民族,欧洲之外都处于“蒙昧、野蛮状态”。

  本文主张第一种文明观。基于这种对文明和文明观的总体理解,可主要从原体、关系、过程三个维度展开对文明之理论内涵的具体阐释。从原体维度理解文明,它是具有本源意义的范畴。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为人而存在才有意义,“人”是理解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和对象的坐标。文明是为整个人类发展进步而存在的,需要以“人”为坐标或还原到“人”这个原点来理解本源意义上的文明。从哲学上,人作为人的最高最核心的“元”追求,就是“真善美”,“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理解文明具有本源意义。这样,文明就是针对愚昧、野蛮、丑恶而言的,是整个人类、社会与国家、民族超越蒙昧、野蛮、丑恶,对至真至善至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及其积累起的积极成果,这就是人性的进步,即对人之愚昧的开化(真),对人之野蛮的规制(善),对人性之丑恶的教化(美),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与国家、民族的历史进步。基佐强调:文明的基本含义就是事物的发展进步过程,包括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根源是秩序的必要性。亨廷顿认为:文明的概念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文明化为善,非文明化为恶。就此而言,文明的本质是“化人为善”并“利他”(它),它注重集体、德性(善)、仁和,实质是构建基于“主主平等、和合普惠”的秩序。这种文明之结果,是自我完善、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协和共生、普惠共赢。文明与否的根本评判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促进人性进步及其所推进的人的发展(包括类、群体、个人)、世界各国或民族发展,是促使前进且使人得到自我完善、还是促使倒退且引人走上邪恶。亚里士多德说:美好的生活是文明的终点或目的。斯宾塞强调:文明可看作需要充分展现所有人个性所需的人与社会构成方面取得的进步。伯里也指出:文明是人们最终将享受一种普遍幸福的状态,而这将证明整个文明进程的合理性。文明从“根”和“元”的意义上描述的是整个人类“化人为善”的利他性发展进步的客观事实。从关系维度理解文明,它具有关系规定,需要在与文化的关系中加以理解。这里着重谈文明与文化的区别。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文化相对于未经人的活动外化的原始“自然”,侧重于人和物的关系框架中的“人化”事物(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相对注重“做事”“理性”“知识”“技艺”框架中的“外化于物”和“人化为物”;文明则相对于未经开化的“野蛮”“丑恶”,侧重于人和人的关系框架中的“化人”即使人成其为人的积极成果,相对注重“做人”“德性”“善治”框架中的“内化于人”“化人为善”“德行天下”的进步过程,即是人类“开化”性的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进步。从过程维度理解文明,它具有过程规定。从哲学理解文明发展过程,侧重于人类交往范式的变迁,即由前资本主义社会“主客混体”的文明范式,经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主客二分”的文明范式,再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基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主平等”的文明范式。

  (二)西方式现代化开创不出人类新文明

  西方式现代化以理性、自由、资本主导、西方中心论为支柱,只能生长出西方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应当肯定,西方文化对推进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具有重要历史贡献。然而,正是基于这种贡献,西方国家在西方文化演进中,却逐渐将其转化为帝国“文明”,并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种建构中,蕴含着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和逻辑。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西方现代化道路,其建构逻辑包括步步递进的几个环节。

  线性道路——强调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现代性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内蕴历史的连续性、进步性与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性;西方通过宗教批判削弱教会权威获得解放,通过政治批判削弱贵族和君主权威获得解放,通过经济学批判确立了市民社会中平民的地位,一些平民通过从事工商业且拥有土地等私有财产后成为资本家,资本家经营需要“市场”“自由”,资本家之间需要平等相处且维护私有财产,由此要求“民主”;西方现代化道路蕴含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等,是现代化历史和文明历史上最大的进步,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蕴含的文明观具有唯一性、标准性和普遍性,因而把“西方现代化道路”解释成“世界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把“地域文明”解释成“普遍文明”,否认后发国家之道路和文明的独特性,强调后发国家须完全遵循西方设定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模式”。马泰·卡林内斯库说:“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这实质上是推崇线性历史进步观和唯“西”世界史观,是西方中心论的“道路存在”。

  单数文明——西方文明是建立在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为核心理念的线性历史进步观和西方中心论世界史观基础上的,后者是西方文明的立足点。西方坚持“单数”一元文明观,常常罔顾事实,由他们作为单一主体来解释文明,把他们所解释的文明当作最高的、绝对的“唯一”,其实质是“西方中心论”的帝国“文明”观,具有把“文明”异化为野蛮的逻辑和基因,是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存在”。

  民族优越——既然西方的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就会进一步认为作为西方文明主体承担着的西方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最优秀的民族,具有充分的文明“优越感”,高于非西方民族,由此推行“西方中心论”,把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认为西方世界的民族是“主”,非西方世界的民族是“客”,属于蒙昧、野蛮、未开化的民族,“主”必须统治“客”。借此,以求确立西方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宰地位。这实质上是唯“西”民族优越观,是西方中心论的“民族存在”。

  天赋人权——为把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工业和市场释为世界文明史上的最大进步,就进一步为此提供人性论证,强调人之实体是个人;实体个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为我的物质利益与自由、民主,这是天赋人权,符合自然秩序,也最符合人性,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作为实体性、主体性的为我存在,在追求物质财富中,在私有财产占有中,能找到自我价值,因而应确立为我的物质利益与个人自由、民主的至高无上性。于是,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保”等理论就纷纷出场。这可称为“天赋人权观”,是西方中心论的“人性存在”。

  社会进化——认为自由民主是普遍适用的治理原则,西方现代性模式作为文明理念,需全面贯彻到社会领域和世俗化进程中。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领域是自由市场经济(或资本)的存在并主导;政治领域是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及其合法化,及民主的存在;文化领域是宗教衰微与功利、自由文化的兴起;社会领域是世俗化、城市化。这称之为“社会进化观”,是西方中心论的“社会存在”。

  理性标准——西方中心论强调的个人主体性、自由、民主都要聚焦到理性上,认为理性是统一社会模式和秩序的维护者,缺乏理性,其他都无从实现。强调理性是最高尺度,一切都要到理性的审判台加以评判。理性具有本质性、逻辑性、同一性、唯一性、普遍性、至上性、永恒性、绝对性、主体性、否定性,西方国家可依据理性制定具有控制世界最高权力的“世界标准”,如现代性标准、人权标准、价值标准等,应当用这些世界标准裁量其他国家和民族,非西方国家、民族唯有实行西方文明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这是把现代化、文明化等于西方化,可称之为“理性尺度观”,是西方中心论的“理性存在”。

  开化使命——否定非西方国家、民族,认为西方文明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具有普遍性,非西方国家、民族要么蒙昧,要么野蛮,要么半开化,西方世界需要行使上帝旨意的“文明开化使命”,如输出普世价值,实行殖民扩张,甚至诉诸暴力或战争,引起战端,认为这些具有合法性即“正当性”。以“文明开化”为名,“一直是欧洲国家体系扩张的首选武器,”数个世纪至今,西方一直狂妄自大,用文明和野蛮等强制性话语来为自身帝国式的“文明开化”辩护。这称为“开化使命观”,是西方中心论的“合法存在”。

  美丽神话——西方的“自由民主”“单数文明”“民族优越”“西方中心”“唯西独尊”“天赋人权”“资本主导”“理性尺度”“世界主宰”“开化使命”等,一定意义上蕴含着利己、对立、扩张和冲突的基因,由此西方的帝国“文明”已异化为“野蛮”。为遮蔽这种“野蛮”,就制造出诸多“美丽神话”,为“西方中心论”提供意识形态辩护,即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利益,认为西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其所作所为都是在行使“文明开化使命”,是为了普遍的利益。这可称为“意识形态神话观”,是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存在”。

  哲学唯“一”——它们进一步为西方中心论提供哲学根基。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都注重用思维法则为现实物质世界建构“同质性”的秩序,确定作为最后本源、最高权威、最高目的的形而上学的最高的“一”,用“一”解释“多”,这就是近代西方哲学所强调的“万能理性”或“绝对精神”,认为它具有最高的“普遍性”,是同化“多”的最高“同一性”、主宰“多”的最权威的“主宰者”,是统治现实世界的绝对的“终极存在”,具有操控一切并使一切发生变化的魔力,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主导着现实物质世界。其实质,就是证明“同一性”的“目的”和“意义”。“同一性思维”的特质,就是强调一高于多、独断高于宽容、独白高于对话、强力高于平等、控制高于自由、专制高于民主,因而,西方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大都是为“西方中心论”做哲学论证的。这可称为唯“一”哲学观或理性形而上学世界观,是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存在”。

  以上几个环节的总逻辑:把世界唯“西”化→把西方唯“一”化→把唯一“统一”化→把统一“统治”化→若不服从统治就“打压”。其实质就是把进步化为中心—把特殊说成普遍—把西方当成世界—把文化等同文明—把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这就是西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由上可见,以近代西方工业化、市场化、资本化为基石,以理性和解放、自由和民主、市民社会和个人利益为核心理念的西方式现代化从基因上只能内生出“物化文化”“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这种“文化”在结果上因注重绝对一元又内生出为我、单赢、掠夺、扩张、冲突和暴力,并异化为“野蛮”,最后就是以“恶”护“恶”。对此,威廉斯提出,欧洲殖民国家和殖民扩张的衍生国家背后都有一个中心思想作支撑,即西方世界的文明、知识比非西方民族优越。这种优越感让西方世界产生救赎的使命感,一厢情愿地将自我理解的事实强加给非西方民族。斯塔罗宾指出,一旦文明一词不再表示有待判断的事实,而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价值,它就把以文明之名要求做出至高牺牲变成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促进文明或捍卫文明可以诉诸暴力的理由。于是,就出现了某些“文明的”民族或国家时常以“文明”之名对所谓“不文明”的民族或国家采取极端措施,做出令人发指之事,如殖民扩张或充斥暴力。而这,在结果及其实质上就是反文明的野蛮,是远离“至善”的恶。

  (三)中国式现代化内生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文明发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一种文明范式。从哲学上讲,这意味着需要把中国式现代化提升到人类文明新形态层面加以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扬弃”传统中西文明,所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内生人类文明新形态。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具有历史逻辑。其中具有总体性的规律,就是马克思讲的人的发展“三形态”,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呈现为“人的依赖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呈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未来理想社会,人的发展呈现为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毕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总问题,即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逻辑,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总问题既涉及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致力解决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人类文明的走向。马克思从理论上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根本路径,仍需要后人从实践上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致力于从总体和实践上破解这一问题,这主要是通过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了中华传统以家庭伦理为基点的伦理型文明,也超越了西方立足于市民社会的“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资本文明”,开创了立足于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人本文明”。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具有现实逻辑。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段重要论述的文本逻辑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实际上体现的是“因果关系”的现实逻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成果就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便直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因,不宜离开中国现代化进程来谈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后,习近平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哲理来讲,也超越了以“主客二分”为哲学范式的所谓“资本文明”,确立了以“主主平等、和合普惠”为哲学范式的新文明。

  最后,现代化发展从根本上就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过程,是文明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具有生成逻辑。从学理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种实现方式。一般通过特殊实现,特殊蕴含一般。走向人类新文明的方式是多样的,中国式现代化可理解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式,对走向人类新文明能作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甚至一定意义上引领人类新文明的走向。基于学理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能创造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文明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本文明”。上述所讲的文明,在从应然正在走向实然的意义上,从本质上区别并高于资本文明,充分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元素,属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独特贡献。

  从哲学维度讲,创造了以“主主平等、和合普惠”为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赢文明,区别于西方那种一元主导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是坚持“多样统一”“主主平等、和合普惠”,强调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独特性、平等性、普惠性,强调世界各国要遵循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注重世界各国在现代化道路选择和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的平等性和互鉴性。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哲学范式上的体现,关乎人类存在和交往方式,属于本源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历史维度讲,创造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原则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全要素文明。即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物质文明、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的社会文明、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它区别于西方工业化进程中那种物质主义膨胀的单向度文明。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史维度上体现出的全要素文明。

  从关系维度讲,创造了坚持人民至上的民本文明。它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至上、两极分化的资本文明。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关系维度上体现出的社会主义民本文明。

  从空间维度讲,创造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本文明(人类和合文明),区别于西方中心论、狭隘民族主义、殖民扩张的地域性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在与世界交织互动中开创出来的,也会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交织互动,能彰显出人类文明元素。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习近平为寻求人类发展的未来之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话语的背后是道理。从道理学理哲理来讲,它可以看作以人类为主体,以世界多样性统一为现实根基,以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为世界观方法论,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建设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合作共同体等为核心内容,着力建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识的类本文明。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空间维度或人类维度上的体现。

  总之,既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世界意义,也应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来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基。

  余论

  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文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诉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者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总体实践形式。西方式现代化以一元主导文明观为根基的“文明冲突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相悖的,缺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根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不同文明的多样统一、平等相待、包容交流、互学互鉴,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前提,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动力,也增强了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的“人类”“共同性”“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习近平明确把“文明”交流互鉴看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类发展进步本质相关,与人类命运直接相连,与人类共同体息息相通,适合整个人类共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人类”基础。作为“事实判断”的文明描述的是整个“人类”发展进步的事实,是任何追求“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国家、民族都坚持的文明观。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追求的是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它注重人类的统一性、平等性、包容性、互鉴性、普惠性,强调民族或地域文明所具有的人类意义。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共同命运”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人类的共同性,即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合作、共建共享。它秉持人类主义立场,坚持多边主义行为准则,注重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与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具有本质一致性;它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强调世界大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类本文明,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民本文明,是注重“多样统一”“主主平等、和合普惠”的多元共赢文明,是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全要素文明,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追求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共同合作具有本质一致性。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世界多样的世界观、国家平等的国家观、互学互鉴的文明观、包容发展的发展观、合作共赢的义利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本质一致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共同体”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实践上追求的是“共同体”,它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避免“文明冲突论”的文明。人类与国家、民族的共同命运需要构建“共同体”来实现,这种“共同体”是实现“共同命运”的路径、平台。构建这种共同体需以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与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繁荣、共同安全、共同行动来支撑,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构建这种共同体提供了人文支撑。

  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寻求世界各国间的共同点,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直接依据。马克思所讲的“真正共同体”是在消灭阶级对立前提下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与此既联系又区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在“两制并存”格局中世界各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利益共享、和谐共处的时代理念和中国方案,它在承认各国差异乃至根本差异前提下更注重寻求共同之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助于削弱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差异并彰显其共同,既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走向“真正共同体”。

  综上所述,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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