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

　　史书记载人类经验，本质为自我省思。因为此种性质，史书编著者无法彻底置身事外，无法以客观心态观察、书写历史。史家价值观或隐或显，必定渗透于历史书写之中。此点古今中外，并无例外。问题在于，史家主观性，包括道德、得失之褒贬与求真之间究竟为何种关系。史家不求真，史书丧失经验价值；史家无褒贬，并无可能，刻意为之，失去思想空间。故史家之难，在于把握二者间中道。然而事涉精微，时至今日，权衡仍为难题。中国传统史学于此多有论说，虽不足为法，推敲琢磨，不为无益。

　　刘知幾称：“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此将褒贬视为史书主要功用。同时，褒贬与真实并提，显然认为二者可以并存，至少存在通路，并非水火。此种通路之一，即所谓“春秋笔法”。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并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见其果决。现代历史学兴起之前，即有质疑孔子之褒贬是否得宜者，未见以为史书不可褒贬者。笔为载记，削为删除，此即今日论史者所称历史学家之选择，古人视为当然，并不讳言。然而笔削之际，又有权衡。刘知幾称：“《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可知孔子对于现实威权，不能无所委曲，然而仍以婉转方式，存其褒贬。以“微言”存“大义”，至于征、伐、诛、弑、奔、烝，一字褒贬，虽涉隐曲，犹致谴责。

　　古今价值观不同，孔子褒贬尺度，早已过时。史书过度强调褒贬，造成诸多刻意隐讳、神化，为孔子以降中国传统史学显然弊端。然而申明史家有所褒贬，却为坦率做法。19世纪欧洲史学受科学主义及对启蒙理性过度自信影响，刻意追求使历史学接近自然科学，进而夸大史学揭示规律、法则功能，夸大历史书写客观性，实际上又无法摆脱主观性与价值取舍，影响及于各国，竟至中国历史学界风靡响从。设若当初欧洲及中国史学理论家于史学史多做揣摩，体察人文意蕴，当可取其所宜而弃其已甚，不至于往而不复，为后人诟病。晚近新潮史学理论家于指摘“客观主义”史学之际，竟将历史学客观性大举抹杀，倡言历史学与诗学无异，史家无法证实任何事实，只能构思文本、驰骋思想、展现才艺，毋乃矫枉过正？究其所论，亦只就19世纪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立说，及近而不及远，其弊正与19世纪史家相似。史家研究、书写必以思想贯通，必有价值观融入，此古今通理，亦极高明者方能得见。然而史之可立，仍在信实。经验事实无可征信，则一切议论悬空，思想亦成梦呓。古人以实录、直笔与褒贬相颉颃，正因深知直笔难能而褒贬亦不可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