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彰显，我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伟大实践中，我国环境史学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不断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新时代新征程，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要求环境史学进一步发挥功能、作出贡献。

　　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历久弥新的学问。每当人类面临新的挑战、遭遇新的难题，就会回溯历史、探索根源、寻求启示，新的历史观念、研究领域、学科范式、编纂类型等因此不断涌现。环境史学，就是历史学家面对生态环境变化，把人与自然关系作为新的史学主题，在透过时间纵深探查生态变化缘由的过程中产生的。可见，环境史学是由人类实践发展和现实环境变化催生的，也是史学自身合乎逻辑的演进。

　　环境史学的出现，意味着历史研究领域的极大拓展，同时推动历史叙事和解读方式的系统更新。历史学家突破固有视域的局限，跨越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界，把观察和审视的目光投向自然世界——天空、大地、河流、海洋、气候、生物、矿物……综合运用生态学和众多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讲述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互动、因应的既往故事，梳理各种自然力量、其他生命形式、有机和无机物质随着人类活动而不断展开的生命联系，揭示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和协同演化的复杂过程，评说其间的利弊和成败，并且重新解读人类自身的历史。可见，环境史学拥有显著不同于以往史学门类的主题、旨趣、视域、目标和方法，可以总结为“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

　　任何一门新兴学术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要基于过去的学术积累。环境史学的许多具体课题，前人早就有所关注。百余年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古生物和古人类学，农牧林业史、水利史、气候史、灾荒史、疾病史等领域更是愈来愈广泛地涉及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成果已然十分丰富。因而，环境史学要做的是因应时代需要，围绕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主题，对这些前人的成果进行吸收、归集、研究，形成更具统合性的问题意识、叙事结构和研究方法。环境史学是多种学术脉络和知识谱系交汇形成的一门博综天人之学，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跨越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其关涉问题具有空前的广域性和复杂性，是名副其实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在返本开新中不断取得新进展

　　由于传统和国情的不同，中国环境史学几十年来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环境保护史研究，主要整理历史上的山林川泽管理、生物资源保护和水土环境治理经验，为现代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参考；二是多学科参与的环境变迁史研究，着重考察自然环境及其诸多要素的古今变化，通过考证故实、解说因果，检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特别是盲目、无序土地垦殖和区域开发的生态恶果，查找当今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具有比较明确的现实参照性和问题针对性；三是更具综合性的环境史研究，旨在梳理古今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交互影响、协同演变的动态过程和复合机制，通观中华民族生命历程，追寻中华文明生态足迹，为合理调节自然与社会两大系统及其诸多要素的复杂关系提供历史知识和有益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激励着众多历史研究工作者投身环境史学这个新兴学术事业。新时代，环境史学的研究课题、论著均显著增长，《中国环境通史》《中国环境史》等相继出版，中国环境史叙事框架逐渐成形，知识图谱不断丰富。也要看到，在学术理论提升和研究方法完善方面，中国环境史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在视域融合、学科交叉理念之下阐明学理，进而确立命题、推陈出新，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环境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突破西方环境史学范式和话语限制。

　　观察和比较中西特别是中美环境史学发展状况，不难发现两者的目标指向、研究路径和思想方法既有共同点，也有显著差异。共同点是两者都把环境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把生态危机视为一个历史生成的问题，同时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将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过程，由此形成两条研究路径：一是环境变迁的历史学叙事，即所谓“自然进入历史”；二是人类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即“人类回归自然”。但中西学术传统不同、现实国情不同，中西环境史学的问题意识、研究重点和价值观念因此表现出诸多差异。比如，在时间上美国学者集中考察最近数百年的环境问题，在空间上开展世界环境史、全球环境史研究，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科技悖论等现代性问题进行了较多批判和反思。与之相比，中国学者对古代环境史研究较多，近代环境史研究相对偏弱，现当代环境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说，中国环境史学更具怀古继善情怀，长于故事讲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继续增强说理能力，让环境史研究复归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原境，返回中国自然观念和生态文化思想河流中增强底蕴，提升说服力和解释力。

　　中国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与环境相关的历史经验极其丰厚。中国史家一向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知识自有绵长学脉、宏富内容和优良传统。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环境史学从一开始便显露出自身特质，也将不断臻于更高境界：不但叙事丰满、论理缜密，更有由事入理、进而明道的高远追求；不仅透过时间纵深揭示生态危机如何积渐而至，帮助人们历史理性地认识当今环境问题，而且清晰梳理中国大地人与自然漫长互动变迁历程中的复杂关系，深度解说中华民族恒久不坠的“生生之道”。

　　中国古代哲人以其独特方式观察世界，思考人与天、地、万物的有机、整体联系，“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人合一”等众多概念、命题思想深邃、论说精湛、胸怀博大、自成体系，这是基于中华民族丰富生命体验而不断提炼、发展的深层生态学，可与西方生态研究相互借鉴。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农学、地学、医学、博物学等更是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关于环境的思想、知识以及智慧，它们共生、互摄，传承、更化，数千年不断累积，绵延不绝，是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对它们进行系统性发掘、历史性诠释，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的重要途径。

　　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国环境史学不是在故纸堆中诞生的，而是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而生。新时代以来，我国环境史学研究蒸蒸日上。今天，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环境史学要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历史学是益智之学、增慧之学，能够为人们应对现实、抉择未来提供经验参照和思想启示。作为历史科学的新兴分支，环境史学整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物质变换和精神交接的既往事实，梳理人与自然之间不断扩展、增强和深化的复杂联系，为科学认识和妥善应对当代环境问题提供借鉴。

　　新时代新征程，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以中国特色环境史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正确的环境史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二是积极借鉴现代生态学、环境科学等诸多学科理论知识，根据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恰当选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标，形成科学合理的话语体系；三是在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环境史及相关领域学术成果的同时，注重从中华民族的生命实践中寻找、从中华文明的生态基质中凝练本土环境史学的“元命题”“元概念”；四是在历史与现实对接、人文与自然交汇的区间找到环境史学的学术定位，进一步明确基本任务和主要目标。

　　对中国环境史研究者来说，把关于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复杂关系的深层思考不断推向深入，一是要系统考察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如何给人类活动提供条件和设置限制，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如何塑造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二是要致力于寻找中华文明历史的自然之根，诠释祖国山川大地的文化之魂。前者揭示自然环境之于中华文明的根基意义，后者阐发中国人对自己生态家园的感知、意象、依恋和审美。环境史学研究者要多推出优质的学术、文化成果，助力培育民众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品格，引导社会追求“诗意的栖居”方式，养成俭约适度的绿色消费习惯，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丰富文化滋养，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应有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