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立群（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文化实践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新的实践领域，也标志着一种新的实践形式。文化实践理论来源于现实的文化实践。当今，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非常重视现代文化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由此，我们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实践任务。同时，当代全球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全球化，由经济全球化引起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逐渐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当代总体全球化的内涵逐渐丰富。所以，20世纪以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发生了著名的“文化转向”，由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生产关系、资本、私有制、剥削转向对文化和上层建筑的分析。这些文化实践的现实问题逐渐把现代世界对事物的理解“镶嵌”在一种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中，这一文化背景又把文化实践的问题凸显出来。

　　文化实践的提出也是马克思“劳动—社会”实践哲学中文化内涵的凸显。从实践哲学发展的理论逻辑来看，实践的形式和范域是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和政治作为实践的领域，以伦理和政治行为作为实践的主要形式。政治以伦理为基础，而伦理一词即具有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意义。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主要突出了实践的政治意义。由此奠基了传统实践哲学的政治哲学传统以及随之而来的精英主义性质。

　　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实践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实践哲学传统。他把劳动作为社会的基本存在提升为基本的实践形式。他主张的不是单纯的政治实践和政治革命，而是全面的社会实践和社会革命。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和文化是可以互相诠释的，社会本身就是文化的（迪尔凯姆），这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的社会实践包含了文化实践的含义。但是，由于革命的需要，马克思所侧重的仍然是社会的制度层面。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理论即马克思社会实践理论中文化内涵的开显，深入到社会实践的文化根基中。

　　可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文化实践理论的提出既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又具有理论的逻辑必然性。

　　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理论肯定了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扬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转化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渐突出了社会改革中的文化内涵。无疑，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基本建立起来。在这一前提下，文化建设的意义逐渐凸显出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并把文化自信视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强调这种自信构成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些论述在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关系中，使用了“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来形容；在描述文化的力量时，则使用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来说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把文化看作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看作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必要条件。由此，就把文化作为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根基意义揭示出来了。

　　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理论以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实践的根本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文化沃壤。但是，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原教旨”式的复兴，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坐标展开的。

　　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实践的根本途径和方式。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保守旧传统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明确了文化实践的途径和方式。因此，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保持活力。

　　所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命题和理论的转化，消解其封建的因素，进行文化传统范式的转化。诸如，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强调微观中的个人不是一个封闭的主体，应当在“关系”中理解主体，个人应超越自我，走向普遍性。但是，其主体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基础上的，应把它建设为现代的主体间关系，即主体间的真正平等关系。在宏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强调一种“天下”胸怀，表现了一种价值普遍化的意图，但是，“天下”概念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要去除这种封建意识形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理解“天下”；而且“天下”概念存在着“华”“夷”之分：“天下”是与“夷”相对的“华”之天下，因此，“天下”仍然具有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色彩。我们要在“世界”（与“天下”概念相对的“世界”概念，其核心内涵是指一种克服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利益）意义上来理解“天下”。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可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接受。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对传统文化概念、命题和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凸显其背后的范式，通过批判实现传统文化范式的转换。

　　所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在现代化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旨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一种总体上的现代性重建。“创新性发展”表明了“创造性转化”的方向性，即这种“转化”既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原教旨”式的复兴，也不是新儒家以儒家哲学为“宗”融合外来思想式的复兴；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使二者在世界现代化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相互诠释、相互转化和相互融合，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旺盛生机和活力，使之能够成功地应对和解决时代问题，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最终成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特色的文化实践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文明形态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应当是克服旧文明弊端的更加完善的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础对现代性的“重撰”。

　　中国式现代化把现代化看作一场社会革命，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形态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形态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即一种由资本逻辑支配的片面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总体现代化。这种总体现代化在内容上包括走一条技术和经济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辩证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的完整理性为核心的绿色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发展理论的新的发展观；构建人道、效率、公平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劳动以及社会管理的精细分工和权力职能系统，以克服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体系的官僚主义等弊端；重构以完整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化，以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功利主义、计算主义；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克服资本主义以资本增值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即一种总体性现代化，就是克服西方片面物质主义的现代化，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引发的各种危机，构建了新型现代文明形态的基本典范。

　　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形成了一种与中国式现代化一致的新的世界文明结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一种新的普遍文化价值即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善”，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它既包含了人类的生存价值也包含了发展价值，既包含了物质价值也包含了精神价值，以此为核心构建了新型平等的、以协商理性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消解了全球化旧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中心—依附”等结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经验。自从美国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思想后，人们通常习惯从全球空间“压缩”或“收缩”的空间意义上理解“地球村”概念。其实，“地球村”概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框架内，同时包含一种内在体验性：它将为人们提供一种不同的心理依托，这种心理依托不再仅仅以民族共同体为归宿，而能够超越民族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归宿。与此相应，这种经验不再对世界产生“陌生感”和“丛林感”，而是具有一种真正的“家园感”。人类命运共同体改变了全球化的世界文明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经验，这构成了新文明形态的重要内容。

　　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大家庭”中，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共同的危机。这就决定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道路都不是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维度的文化，更对世界具有某种“示范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处理方式、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性及其新文明范式，对当代全球化和世界的未来发展都具有某种“示范性”意义。中国道路的价值选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它们在当代全球化运动中，为人类展示了以新的普遍价值为核心的新文明形态。因此，建立中国的文化实践理论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人类”意义和“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