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首都对外文化传播研究院院长、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亢艳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研究助理）

　　传统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历史的沉淀，也意味着现代文明的基调，在不同时代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数字技术能对传统文化进行多面一体的建构与传播。从文化内容、形态的创变到向外传播路径的拓展，数字文明不只是一个虚拟的科技形态，而是能让文化领域的生产和传播呈现出更大程度的便捷与效能。新时代背景下，应更重视数字技术的能效，助力传统文化的革新与传播，为国家形象的拓展贡献力量。

　　赓续数字文明的新理念

　　在挖掘传统文化的形式与内容时，应尽力扩大、丰富其内涵和外延，攫取出随时代变迁而仍被需要的特色文本及样态。以往，传统文化的着重点往往是“儒道互补”的认知路线，但诸子时代百家争鸣，还存在许多的文化精神品质值得提取、发扬。如墨家的“侠义”和“工匠”精神，同样描绘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影响且构成了国人的文化气质。而这种独特而具体的传统文化符号，也能成为如今时代和社会精神文明塑造的重要补充部分。借以数字技术的转译和编码，无论是图画、音乐还是影像等形式，这种共通的人文情感能最大限度唤起认同与感动，独特文化也能够成为一种普世的感知，由此达成民族认同和审美认同的双效统一。

　　数字化的发展为文化内容赋予技术美学，这已不是大机器生产时代的机械复制，而更多地以高度技术以及人文关切的方式和手段保留、重塑文化艺术内容的“灵韵”。这也就要求，数字技术在对传统文化的重塑和焕新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传统文化的根本内蕴，同时在内容与形式上作出巧妙转码。同时，数字科技作为时代发展产生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和载体，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和审美风格，其具备的数字属性显示出一定的技术美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或审美形式在被转码、塑造为数字化形态的文化产品时，也需遵循数字技术等创作以及传播平台、媒介逻辑的设计形式和审美取向。在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增强其内容和形式上的表现力度和风格强度，对时代精神与文明萃取融新，创作出符合当代语境和审美的故事和作品，实现在数字与文化交互中的双重审美体验与传达。

　　探求数字文明的新业态

　　数字文明时代，要求我们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形成适应、连接、融合不同时空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数字化产品，完成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发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艺术生产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不同社会阶段的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和经济生产力有所差异，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也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文艺作品更多地受到经济规律的束缚，更大程度地具备了“商品”的性质，从而丧失了艺术的非功利性。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劳动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也大大影响了文学艺术的生产。鉴于此，艺术生产应当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作为手段在市场流通，参与交换与消费的环节，以产生价值和效用；同时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生产，也成为艺术家创造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以及精神的沟通与交流。所以，优秀的艺术的生产，必然是结合二者，既满足艺术家自我创造的需要，也满足观赏者的需要。由此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借由不同艺术载体的呈现，在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审美风尚中寻求一种和谐与同一，表现中国浓厚历史文化底蕴中的人生经验和审美体验。

　　由此，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渗透下，文化也搭载科技，跨界融合发展出多种文化新业态，催生出了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门类，如在线展览、动漫影视、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等。“文化+旅游”“文化+影视产业”“文化+游戏”等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业态碰撞，将传统文化中的符号要素、民俗特点、民族情感融合其中。种种数字技术创造的无实物、无形的文化产品，同样能提供服务，使受众在使用、体验、观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文化的影响与教化。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传统文化的内容蕴涵与外显形式都更加生动灵活，符合科技时代大众心理、情感和价值的需求，以及接受和理解的意愿。

　　总而言之，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多种文化领域得以业态结合，由此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活力和时代蕴涵，使观众在与生活切近的领域内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精神蕴养，更以不同的方式见证和承载文明的传承。

　　延展数字文明的新模式

　　我们要在内容、平台、社交等工具和途径方面创新发力，提升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的模式方法和保障，让国内外受众都能够通过数字技术的助益与中国的优秀文化相遇。同时，数字文明需与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相辅相成：无实体形态的数字传播减少了传播成本，与此同时也需要更加强有力的传播能力加以辅助，在传播媒介、渠道、平台等方面发力，以此对抗与消减不同文化间的误解与隔阂，以及中外媒体之间主导力量的倾向。

　　美国社会学家E·卡茨曾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的心理动机和心理需求角度出发，讨论受众“接受”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动机。国际传播亦是如此，不只是传播者的单向动作。所以，可借助数字化带来的文明实践新趋势新模式，从国际交流中，捕获到国外受众对于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需要与期待，诱发其“需要”因素，从而对症下药，以此演化形成国际传播中的内容方面的重点和择取方向，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数字化共享。

　　由此，在国际传播中，要积极探索新媒介带给人们的新的满足，从内容上作出决策和选取，根据不同技术逻辑和文化偏向，强调全方位的、整合性的、多元的传播方式，紧跟媒介与平台的更新迭代。比如如今的动画、视频、VR虚拟实景传播等形式，AI、VR、AR、4K等技术，不断为数字化的传播赋能，增强传播内容的吸引力。此外，对文化符号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审美化改进，便于和提升数字化的传播效能和速率，也能够丰富国际传播的表现形式，增强海内外受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