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建平（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二个结合”反映了我们党对“两个结合”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正创新的鲜明特色。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要把握三个维度。

　　“第二个结合”何以必然

　　“两个结合”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其原理的科学性、普遍性与社会的实践性、具体性得到充分结合。

　　“第二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如果说，“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初来乍到与中国水土相服的必然逻辑，那么，“第二个结合”则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诞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要求。“第二个结合”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在联系，将结合的对象深化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可能忽视也不可能绕过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华文明融为一体，互相成就，就有一个“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的历程。另一方面，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间断的古老文明，它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必然使其继续保持蓬勃生机，焕发新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文化纳入自己现代发展的内在力量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不可忽视和不可逾越的对象。

　　“第二个结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个“大事变”不仅在其现实性上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且在其文化性上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从此步入新的轨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通过对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发掘、继承、弘扬，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得以拓展、重构和超越，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例如，正是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激活，古人推崇的“实事求是”才能从一种治学态度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第二个结合”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当前人类现代化道路荆棘丛生，人类文明发展步入“十字路口”，根源在于西方文化理念在解决当前全球发展问题时的“理论失灵”。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必然要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世界之问”的求解、之于引领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价值意义。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为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向世界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立、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学说，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不仅没有因水土不服而枯萎，反而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展现出盎然生机，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着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从根本上来说，就在于它们的世界观相通、价值观相融、方法论相似。

　　世界观相通是两者契合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辩证唯物主义这种科学的世界观而言，“物质”是其基石，“矛盾”是其灵魂，“实践”是其核心。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而自觉的唯物主义思想本质上是相通的。从“物质”上看，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物质观经历了自然论、唯有论、神灭论、气本论等多个演进形态。其中的“气”即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本概念，泛指一切客观存在物，相当于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物质”。从“矛盾”上看，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如“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阴阳学说，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均揭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不谋而合。从“实践”上看，中国古代关于“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等知行合一观蕴含着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相吻合。

　　价值观相融是两者契合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从理想追求看，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和最高理想，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异曲同工。从根本立场看，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它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不谋而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同自然万物自始至终都是有机统一体，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发展，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相统一。从道德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大义、整体大于自我的伦理观高度一致。

　　方法论相似是两者契合的根本基础。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方法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从历史思维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推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与马克思主义知古鉴今、纵观大势的历史思维相贯通。从战略思维看，中国古代历来重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整体性、全局性、长期性特征的战略思维吻合。从创新思维来看，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崇尚“庞思善改而进创，博积勤研以推新”，这与马克思主义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不谋而合。

　　“第二个结合”既具有历史必然性、理论必然性和逻辑必然性，也具有价值可能性、方法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这种“结合”既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简单的修剪移植，也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生硬的裁剪纠偏，更不是对二者进行简单的牵强比附。说到底，二者结合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推进实现中国梦这个“实践”土壤，“结合”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个特定语境中，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才能与当代文化实践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相协调。

　　“第二个结合”何以重大

　　“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将产生新时代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如果说，“第一个结合”的内容侧重于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是“特定性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只是“自发性的”，那么，“第二个结合”的内容既包括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是“全面性的”，又包括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自觉性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触及古与今、中与西、理与实之间的融合发展问题。二者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把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方面实现了思想解放。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动能，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从而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实现了思想解放。因此，“第二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植入更为饱满的文化基因和文明底蕴，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二个结合”促进理论新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从理论创新的过程看，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史，就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中国，就深深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从理论创新的成效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从理论创新的追求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需要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这个新文化生命体的集中体现、典型代表和现实形态，是“第二个结合”的必然结果、最新结晶和光辉典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