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立彬、刘博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

　　经过多年经济增长，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已经比较均衡。2022年，中国劳动力、资本和研发占世界比重分别为22.96%、28%和16%，与几十年前相比，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已经较难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原因。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逐渐形成了新的国情，可以支撑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让分工本身成为新的比较优势来源。

　　一是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国内市场规模带来潜在的分工高收益，并产生“分工促进分工”的正向反馈。中国人口规模超过14亿，国内生产总值约18万亿美元，两个指标占全球比重都高达18%；巨大的人口规模与市场规模可以更好支撑分工细化与规模经济相融，提高生产效率，产生更高的分工与专业化收益。人口少和市场规模小的国家，分工太细之后就面临市场规模太小的限制，只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规模，才能支撑起更细的分工，让细化后的每个分工角色都能面对足够大的市场需求。2022年9月份完成修订的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2015年版大典相比净增了158个新职业，总职业数达到1639个，都可以看作分工细化之后的结果。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无论是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还是从微观层面看市场主体的成长，都需要更多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人口规模与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所带来的“分工细化与规模经济相融”的优势，将变得日益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在巨大人口规模与国内市场规模支撑之下的分工细化，有利于形成正向反馈，即分工细化—规模经济—人力资本积累与效率提升—收入提升—市场规模扩大—分工细化，产生“分工促进分工”的正向反馈。

　　二是中国的数字技术应用广泛，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分工成本。近年来国内移动支付、快递物流、算法算力、搜索匹配、智能推送等各种数字技术应用可谓百花齐放迅速迭代，使交易效率呈指数级提升。各种细化后的分工活动可以在数字空间快速且直接地面对市场需求。各大数字平台相互竞争，将国内产业从地理空间集聚上升到数字空间集聚，使得企业与企业间、产业与产业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沟通交易突破了时空障碍，在一个规模更大的范围之内交互沟通，实现更高效率匹配；更为细致的差异化需求牵引着更为细致的供给分工得以出现，在数字空间实现市场交换和合作共赢。数字空间使分工合作突破地理空间限制，这一点从我国近年来的快递业务规模增长就可见一斑。当人们无需在物理空间见面，只需在数字空间达成市场交易时，就需要更多物流在地理空间的位移，这倒逼中国国内物流业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深度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足不出户、通过点击手机应用程序就可以满足各种产品和服务需求，也说明社会分工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总之，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有助于提升分工的收益，而数字技术应用又极大地降低了分工成本，这两点加在一起，共同决定了中国可以产生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细致的均衡分工状态。而分工细化之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又会降低很多经济活动或产业环节在中国的成本，缓解和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减弱，甚至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比如惠阳吉他产业的起步阶段，清一色都是贴牌代工生产，产品全部销往海外,近年来惠阳吉他开始创立品牌，仅2016年就诞生100多个新吉他品牌，以恩雅乐器为例，过去三年，其综合营收仍维持了约35%的平均增长速率。再比如ZAFUL原是深圳环球易购旗下自营的服装类品牌，现在选择了低成本、高利润且极高复购率的泳衣品类进军欧美市场。

　　这种情况下，分工不仅是比较优势的结果，更成为新型比较优势的原因。如果说在几十年前，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支撑之下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原因，那么现在中国国内分工细化可为中国带来新型比较优势，而这种分工细化所带来的也正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并有可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