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侃（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加强边疆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海洋大国，我国有着万里海疆。深化海洋史研究、开创中国海洋史研究新局面，是推动边疆史研究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海洋是人类活动、生态变迁、技术演进、文化交流和政治博弈的交汇点，单一学科方法难以全面揭示海疆变迁和海洋文明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海洋史必然是多学科融合的研究领域。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学者依托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等学科力量，组建科研团队深化中国海洋史研究，关注中国海洋区域与陆地区域、中国海洋区域与海外国家（地区）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逐步打通历史学与其他海洋分支学科的连接。中国海洋史研究在海域史、海事史、海洋移民史、海洋经济史、海洋文化史、海洋历史人文地理、海洋考古等方面推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当前，面对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使命，中国海洋史研究亟待大力加强多学科融合，实现范式转变，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具体来看：第一，海洋史和环境史结合，可以形成海洋环境史。该领域能够整合气候学、地质学与人类活动记录，重建古代海岸线，研究海洋生态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双向影响，揭示季风、洋流、珊瑚礁如何深刻影响人类航海活动，渔业、航运、填海等人类活动如何反塑海洋生态等。第二，海洋史与科技史结合，可以形成海洋技术史。该领域能够根据造船文献或航海日志，结合物理学的流体力学、材料科学和船舶工程学等理论，模拟航海技术并验证其适航性。还可以讨论中国水密隔舱技术、欧洲多桅三角帆等技术选择所反映出的中西方历史上不同的海洋战略。第三，海洋史和计量史结合，可以形成海洋社会经济史。该领域能够运用统计分析、经济模型、数据库构建等量化方法，研究贸易、渔业、航运等海洋经济活动的长期演变。比如，可以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分析和文本挖掘技术，实现中外海洋文明时空演变、贸易路线或港口城市变迁等的可视化。同时，通过分析沉船船体木材（比如树木年轮测年）、货物成分检测（比如瓷器釉料溯源）等方式，还能够追溯沉船货物的来源与贸易网络等。第四，海洋史和生物科学结合，可以形成海洋生命史。该领域能够借用分子人类学的DNA技术分析壳丘头遗址群的人骨、动物骨头、贝壳堆积，为南岛语族的起源、扩散及与其他族群的互动提供关键证据。此外，还可以凭借同位素检测和生态学分析追溯海洋生态变迁与人类适应、古代海洋生物的迁徙与人类饮食结构变化等问题。第五，海洋史与水下考古结合，可以催生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方法与新领域。水下考古利用机器人探测、声呐技术研究沉船与海底遗址，能够实现水声通信技术、海洋信息技术、水下机器人等技术的融合。另外，中国南海、东海以及其他水域已经发现了历史上的大量沉船，据统计，这些沉船船货数量大，出水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刻不容缓，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大有用武之地。

　　海洋史研究的多学科融合前景广阔，但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差异大，需探索建立有组织科研的体制机制，推动历史学与海洋科学、材料科学、生物学、计算机以及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专家进行团队建设、合作攻关，凝练大课题、构建大平台、探索大问题、创立大理论。另外，海洋史研究的资料分散，航海日志、海关档案、民间文献、口述资料、海洋物质遗存等属于不同性质的史料，差异性很大，标准化处理较为困难，因此要打破“信息孤岛”，建立跨学科、跨区域、跨语种的研究联盟，搭建开放数据库，实现“数据共享—方法融合—理论创新”的学术创新。

　　综上，海洋史研究的多学科融合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催生新范式、新理念的“乘法”。中国海洋史研究工作者要以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共同开创中国海疆治理和海洋史研究新局面，为积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模式、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