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势在必行的战略选择。

　　从国际经验来看，推动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是跨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必由之路。从发展阶段来看，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的过程是相对简单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以后，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势，承接和应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转化，凭借后发优势，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就进入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但现在如果要继续往高收入经济体发展，实现人均GDP从1.3万美元到4万-5万美元的提升，就只能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从哪里来？从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中来。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一直以来，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三个领域的管理机制是彼此分开的。例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归属教育部，技工学校则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这意味着高等教育与技术教育之间存在一定分割；同时，不同阶段的教育实际上也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要功能，但人才的管理归属人社部，海外人才引进则由移民局负责审批；科技创新也是同理，科技部、工信部等各自管理一部分。因此我认为，需要将三个领域的体制机制融合在一个“大科创体系”之内，才能更好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当前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必须走的一条道路。

　　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中国当前实际情况而言，市场的力量还没有达到能完全整合这些要素的程度，而行政领域还存在完善空间。谈及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我认为学术和应用教育本身首先要实现整合。绝大多数的基础科研在大学里进行，而应用技术转化以及技术人才培养则往往通过许多省属或市属理工学院完成，管理部门不同，彼此之间也还有待进一步融合。因此我建议，从基础科研到应用技术转化环节应该进行一体化管理，整体统筹，避免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的碎片化。同时，要让“大科创体系”顺畅运转起来，金融服务的支撑至关重要，它是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转化的基础，也是我认为当前驱动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之一。

　　此外，从人才培养力量的整合来看，基础科学研究型人才大部分由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培养，而应用型人才则不少来自于专门的理工院校，例如宇树科技创始人本科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过去大家习惯分开视之，存在重视学术型人才而轻应用型人才的现象，但近期杭州“六小龙”崛起的案例告诉我们，不能忽视后者的力量。所以，机制改革的同时，还迫切需要转变人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