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成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大力发展养老金融，既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优化社会保障体系、释放银发经济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要求金融体系深度参与其中，积极发展养老金融。当前，银发经济蓄势待发，亟须通过金融手段激发养老市场活力，形成“金融+产业”的良性循环。

　　发展养老金融具有战略支撑作用。发展养老金融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22%。预计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1962—1973年婴儿潮出生人口已逐渐步入老年期，少子化与家庭规模小型化导致代际养老压力凸显，传统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结构性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养老需求保障的紧迫性。养老金融是联结资金端、资产端、服务端、产业端的重要枢纽和策源地，对发展银发经济、激发养老市场活力具有系统性作用。发展养老金融是实现亿万老年人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善养”的金融桥梁，是促进中国特色金融和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良性循环的关键着力点。

　　为银发经济提供源头活水。从实际情况看，银发经济生态呈现出地域分布和服务质量上的不均衡，特别是银发经济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投资回报率偏低，不仅影响了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也制约了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养老金融是养老市场的“催化剂”，以资金为纽带，贯通养老金积累、产业投资、服务消费全链条，能够解决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为银发经济提供持续动力，是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经济动能的关键引擎。

　　有利于激活市场供给动能。从政策性工具方面看，有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养老专项债券等工具，还有最新推出的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从市场化融资方面看，保险资金投资养老产业已形成重资产、轻资产和轻重结合等多种模式；从直接融资支持方面看，符合条件的银发经济企业可在创业板、北京证券交易所等上市融资，这都极大地拓宽了养老产业的融资渠道。此外，养老金融还可通过“金融＋服务”的融合，不断拓展养老产业生态边界。

　　破解养老金融的结构性梗阻。养老金融教育缺失。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对养老金融的认识还很滞后，很多人仍停留在储蓄养老的阶段，甚至部分老年人因金融素养不足而陷入非法集资陷阱。金融营销宣传行为规范不到位，故意夸大收益、隐形捆绑搭售等误导老年金融消费者的现象也不时出现。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从事投资理财活动的老年人比例从2015年的2.2%上升到2021年的2.7%。被访老年人中97.3%没有购买任何投资理财产品，1.0%选择“股票”，0.8%选择“基金”，0.4%选择“国债/债券”，1.1%选择“其他理财”。这表明老年人的金融消费意识较弱，或个人财富管理的能力不足，容易受到不良金融营销行为、恶意金融诈骗行为等诱导。

　　养老金融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很多金融产品打着“养老”的旗号，本质上和非养老型金融产品没有差异。市场上的养老金融产品（如储蓄、理财、保险）高度同质化，难以匹配不同收入、风险偏好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需求。例如，银行养老理财产品多数仅在期限或收益率上微调，而针对失能老人、农村老人等普惠型产品开发滞后。我国个人养老金普及率高但购买率偏低，从开户到最终购买的转化率不足。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信托等创新产品受制于适老化设计不足、用于保护老年消费者权益的法规细则不完善，推广效果有限。商业健康保险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尚未完成主动的适老化改造，老年人群专属健康保险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各自为战，缺乏一站式服务平台，服务协同性差。

　　养老金融对产业支持薄弱。养老机构尤其是社区居家型机构，多为轻资产运营，缺乏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而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规模较小，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尽管近些年养老床位、社区照护等需求激增，但产业投融资仍依赖政府主导，社会资本观望情绪浓，参与积极性不高，长期回报周期与盈利压力抑制了市场活力。政府引导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等政策工具的应用尚未普及，产业引导效果不明显，养老领域财政资金投入的绩效水平亟待提升。另外，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新型融资工具虽已纳入政策支持范畴，但尚未形成可复制的落地模式，养老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资金缺口依然显著。产融结合深度不足，虽存在“保险+养老社区”模式，但健康管理、长期护理等增值服务整合不够，未形成闭环生态。

　　养老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养老信用体系建设是养老金融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养老机构和养老床位尽管在我国养老格局中占比较低，但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中发挥着关键的辐射带动作用和骨干节点的支撑作用，是我国在养老领域数十年来持续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每个养老机构和每张养老床位都有相应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和运营现金流，在养老领域形成了数千亿元甚至上万亿元的资产。当前，以信用为基础的养老机构投资、融资、运营、资产流通等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信用养老”的氛围和生态尚未形成，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难以有效识别养老机构信用风险，增加了信息不对称，成为制约投融资的瓶颈。

　　农村养老金融资源匮乏。农村地区适老化金融基础设施落后，普惠型产品供给不足，养老服务融资支持力度远低于城市。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基础养老理财产品覆盖率不足城镇的三分之一，专属涉老保险产品近乎缺失；村级助农取款点大多无法办理养老理财业务，电子渠道适老化改造率不足20%，社保卡金融功能激活率偏低。

　　推动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养老金融立法。养老金融涉及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行业，但现有监管框架条块分割，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应推动研究制定养老金融促进法，明确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责边界，构建涵盖养老金管理、服务供给与产业投融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框架。加强养老金融专责部门与队伍建设，统筹协调跨部门监管规则，统一产品准入标准与风险监测机制，避免监管重叠或空白。

　　创新养老金融多元化供给。大力发展第三支柱养老金，需突破现有税优模式局限性，对低收入群体实施全周期免税政策，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开发差异化的全生命周期产品，如按需定制的终身年金、与护理服务挂钩的保险计划，满足不同风险偏好与支付能力的需求。引导金融机构围绕老年群体特性设计产品，优先发展收益稳健、期限灵活的养老理财与目标基金，探索“以房养老”反向抵押贷款的标准化模式，明确产权处置与风险分担规则。对保险公司开发的老年专属健康险产品给予相应税收减免，支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投资养老社区、康复医院的险企给予土地优先供应和相关减免优惠，调动创新积极性。结合康养消费升级趋势，推进“金融+旅居”融合，试点康养社区会员制金融产品，整合医疗、居住与休闲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方案。同步提升服务适老化水平，简化产品购买流程，在银行网点增设老年服务专岗，推广远程视频核保、上门签约等便利化措施，降低使用门槛。

　　推动养老产业市场化融资。破解养老产业融资困境，需加快养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落地，通过增信、风险补偿等举措增强底层资产吸引力，引导保险资金、政策性金融资金与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参与。支持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联合设立养老产业投资基金，以“母基金+子基金”形式撬动社会资本，重点投向系统重要性养老设施、骨干节点养老设施、智慧养老设备、社区嵌入式服务等短板领域。鼓励央企、国企整合存量物业资源，通过“改造运营+资产证券化”模式盘活闲置资产，并给予改造补贴、运营税收减免等定向支持，提升项目可持续性。综合运用金融工具服务银发经济融资与风险管理，实施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计划，向符合条件的公益型和普惠型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以及相关老年产品制造企业等提供资金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养老服务设施和银发经济产业项目的资金投入。

　　健全养老信用支撑体系。推动养老领域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养老企业信用档案库，整合工商注册、行政处罚、服务投诉等多维度数据，动态生成企业信用评级并向金融机构开放查询权限。加强养老机构、养老企业信用信息披露。试点养老机构信用评级市场化改革，引入第三方专业评级机构，针对医养结合机构、社区养老机构等不同类型主体制定差异化评估标准，将结果与医保定点资格、政府补贴发放等政策挂钩。探索“信用+金融”创新应用，对信用评级较高的养老企业，允许以其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应收账款等未来收益权作为质押物申请贷款，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信用贷”“履约险”等产品，为轻资产运营主体拓宽融资渠道。

　　补齐农村养老金融服务短板。围绕广大农村人群增加养老财富储备、便利获取金融服务等需求，创新设计简单、流程便捷、费用实惠的养老金融产品。结合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优化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送金融服务进村等方式，为农村老年群体提供养老金查询、存取款等基础金融便捷服务。针对农村养老需求加大金融资源倾斜力度，支持乡村旅居式养老服务等农村特色养老产业发展，推动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网络布局。

　　加强养老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建立常态化养老金融知识普及机制，依托社区网格、老年大学等场景开展“反诈防骗”案例教学，编制通俗化产品手册，帮助老年人识别正规产品与非法集资陷阱。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为老年群体提供更便捷、生动的金融教育，提升老年群体对金融风险的理解和应对能力。推动金融机构与社区合作设立“养老金融服务站”，提供面对面咨询与纠纷调解服务，提升服务可及性与公信力。推动个人养老信用档案建设，将缴费记录、投资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引导公众形成长期储备意识，为多层次养老生态培育理性参与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