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鹏（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工业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教授）

　　杨贤江（1895-1931）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杨贤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心系国家教育事业和青年前途命运，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1915年、1918年的日记详细记载着杨贤江的教育初心，包括其对为何发展教育、发展何种教育、如何发展教育等问题的回答。杨贤江日记中的教育思想，对深化杨贤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立鸿鹄之志：“尽教育救国之责”

　　二十世纪初，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加剧，国内实业落后，军阀拥护旧思想，导致莘莘学子面临学力尚足却无学可上的窘境，多地失学儿童高达“儿童总数百分之九十二三”。针对这种教育现状，他痛心地说道：“吾国教育真不足言矣！”彼时的杨贤江是一名身心刚健，立志教育报国的优秀青年，逐渐树立起“脚踏一天星斗，手摇万里江山”的“大我”情怀。1912年，杨贤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夏丏尊、李叔同等名师，成为品学兼优的模范生。1917年，杨贤江以全优成绩毕业，受聘任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监处事务员，不久升格为学监，后由陶行知提拔担任教育科助理。

　　杨贤江在1915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下“余侪为能尽教育救国之责，命分所在”的青春誓言。他认为“教育不断绝，即一国之精神仍贯通”，即使“军政时代”的教育不受重视，教育界人士若能“一心一意，不随政治以分离”，便能给教育带来乐观景象。此后，他始终秉持“随时势而趋进，与恶俗奋斗，须为生民着想”的理念，呼吁同辈之青年立定志向、为国增光，坚信当国家教育事业兴旺时，“我国必富强甲一世”。可见，杨贤江日记中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强烈的以教育挽救国家危难的意识。

　　修明德之身：“为教员者，不可不抱自觉自信之念”

　　杨贤江将培养教书育人模范作为发展教育的重要抓手。何为模范？他提出应做到“自力奋斗，克治功深”。在浙江一师学习期间，杨贤江将修学治学看作铁律，认为师者要有自觉心，学问上应“自求进步”。日记本“提要”栏上，清晰记录着他几乎每日精研《新青年》《学生杂志》《青年报》等报刊和教育书籍的情况。他认为“学术贵乎发明，重在创作”，在广泛阅读基础上写作并发表《吾侪之救国》《学生之兼善思想》等多篇教育论文，持续思考如何用教育唤醒青年学子。

　　面对“西学浸入，国学渐有衰颓”之势，杨贤江担忧“一国之精神骨髓未免潜伤”，提出师者要以自觉和自信的态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既要杜绝“思想寂静”“墨守成法”，又要避免“数典忘祖”，致力于创造新物，阐明新理。这一思想饱含着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也是他后来形成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理论基础。一向重视教师职业道德的杨贤江，多次批评“教师之不诚心”行为，自勉要“据理想之人格，立心身修养标准”，把学校委托之事作为首要职责。

　　正文言之法：“知言语一端，有关于教授者大也”

　　受封建旧俗影响，国民每遇新学说，便极力阻挠，使文化缺乏活力；一般文家“惯喜无病而呻，堆砌装叠凑成一文”，在写作时大言空论，令阅者妄耗时力。文言过于恪守古籍，重述而不重作，是当时学生所用参考书“实多缺憾”的重要原因。对此，杨贤江曾言“谈及国文事，余甚为心忧”，特别重视文言法对教育的普及作用。他认为写作要以立言主旨为要，避免“步趋老文章习气之倾向”，应讲究文法，措词贵在斟情酌理、精当扼要，力图文从字顺。他不断探索文章写作之法，追求“清爽之文笔”，“以编述书籍饷国人为期”。

　　当时的教育课“言语庞杂，方音迥异”，给教学带来阻力。对此，杨贤江在课堂教学观摩中极为关注教学用语的规范性，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教师的语音、语调、语速等，均属于教态的重要内容。“无口才以达心意，听者终必至厌倦”。即使极其热心、极富学识的教师，其“乡音吐故”也会让学生漠然不觉，甚至导致教学有误。鉴此，他指出教师用语应“明了简单，一字不苟，发语和缓”，并提倡国家应从正读音入手制定语言标准，推进“言语之统一”。

　　应时代之需：“教育为应于时势之要求及适于生存之道”

　　杨贤江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洞察规律，坚持教育要随时代而变。“文化随时代而进，道德亦与时势为推移，固不能执古以论今也。”国民“安于现状”“牢守遗习”的心理，造成教育理论的因循守旧。而当时的青年学生又缺乏“自觉、奋励、忍耐、审断、进取”之心，杨贤江视之为“今日青年之大病”。他不禁为国家前途担忧，提出在动荡之际，教育应该让青年明晰“求知识所以为救国”，了解国与民的关系，善于观察各国大势和我国实情。

　　欲改造青年学生，“赖有正当之指导者以矫助之也”。实际上，当时国家培养师范生的能力有限，许多教员的工作也“不认真”，导致“学校所授者，恒系大略”。杨贤江强调要重视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积极促成教育改革，培养青年学生的“国民性”。他密切关注求学不顺的青年学生，鼓励其要加强自学、从事互助。据1918年5月至6月的日记内容，杨贤江曾与恽代英通信，围绕“互助社”讨论，希望筹办“中华学生力行会”树帜于全国。后来，听闻南京高师与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等将组织“新教育社”，他欢欣鼓舞、满怀期盼，相信能够“使昏暗萎靡之国民心理得所刷新振作”。

　　杨贤江日记中的红色记忆，是其对国家教育事业长期思考与探索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教育理论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教育思想家群体坚定信仰、至诚报国、乐教爱生、身体力行的精神品质。值此杨贤江诞辰130周年之际，深入研究其日记中的教育思想，将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培养时代新人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学坤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系天津市202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关于挖掘整理、研究编纂《杨贤江全集》”（TJZDWT24-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红色文化记忆传承研究”（23YJC7100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