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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耕(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观念上的反映和升华,又会反过来夯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文化根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把握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和根本的方法论,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
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屋建瓴、博大精深,包含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整的理论体系。其中,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和根本的方法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实际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要深刻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意义。
“第二个结合”: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线索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西欧。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主要是在德国、英国、法国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和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的西方思想来源上,而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中国人民不仅从科学理论上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且从文化观念上认同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非西欧的国家、民族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应当也必须与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相结合,从而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认同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看,恩格斯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美国化”以及如何使美国人认同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的问题。恩格斯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彻底美国化”“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首先必须学习英语”,实际上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人民“靠拢”,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学习汉语”,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必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不仅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且提出“学习”“总结”“承继”我们的历史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这一“学习”“总结”“承继”的过程,同时就是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过程,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的辩证法”“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并强调这是一个“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理解这一“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新时代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之处”,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命题,并指出“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理论意义。具体地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观念上的反映和升华,又会反过来夯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文化根基,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从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标志着党的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精神独立性实现了新的升华。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结合的可能性,即不仅必须结合,而且能够结合。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关注的是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规则就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着某些现代问题。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离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的时间越远,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越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性的观点的现实意义就越凸显。因此,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文化批判,达到客观理解,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原有的观念系统中解析出来、在新的基础上加以重构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构性,观念因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可相容性。一种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观念因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容纳到别的观念系统中。古希腊民族之所以能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深刻的足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善于吸收、改造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独特而灿烂的古希腊文化。正因为如此,古希腊文化被称为“百衲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如此,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改造了外来文化。例如,从东汉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收、改造印度佛教,形成了禅宗这样一种具有中国风格的佛教宗派,并使其汇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改造了西方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的一些因素,并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变化。无论是以中国文化中心论为逻辑前提的“中体西用”论,还是以西方文化中心论为蓝本的“西体中用”论,抑或“中国国粹+西方科学”论,尽管都没有解决创造新的文化形态的问题,但它们实际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力图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也的确处在变化之中。
这同时表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原有的观念系统中解析出来,在新的基础上加以重构,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精神生产不同于物种的再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文化创造则可以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造就新的文化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定是突破单一文化系统的、博采众长而创新的文化形态。
“第二个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本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二者之间同样具有“共同之点”。正是这种“共同之点”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具有了“契合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共同之点”和“高度的契合性”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内在规定性。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分清优秀的方面与陈旧的方面、精华与糟粕,进而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并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机结合、融为一体,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果是“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例子。这是外在的拼接,而不是内在的融合;不是范畴或术语的简单转换,把“物质”变成“气”、“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道”……这是文字游戏、简单类比,不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化”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空心化”。这种种所谓的“结合”都不可能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都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复兴。
历史已经证明,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社会一道走向衰败;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有了可能。正如毛泽东所说:“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制度前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则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没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中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就,就不会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
历史已经证明,凡是背对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兴盛于世,必然走向没落;同时,一个抛弃了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生命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继承传统以及如何继承传统、再造传统。历史同时证明,中国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既不可能像西方文化发展那样呈现跳跃性、动荡性,也不可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无中生有”。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而且需要通过文化涵化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综合创新,使二者融合为一个新的文化形态,创造出一个新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
问题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批判什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什么、如何结合,归根到底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践。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创造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起、激活的。生态文明建设使古老的“天人合一”理念发出了“迷人的微笑”,市场经济实践使古老的“义利兼顾”思想闪亮登场,精神文明建设使古老的“明德弘道”学说重放光彩……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可是,水往哪个方向流,却是同现实的实践以及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因此,我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思维坐标,“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并不是排斥世界文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反,是在促进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借鉴、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就不仅要反映、体现自身的独特价值,而且要反映、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反映、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并吸收了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但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世界,而且改变了中国;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中国文化之中,并逐步同与其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不仅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吸收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理念;不仅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篇章,而且指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