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西天取经”：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征途：走向现代化》评介

　　作者：林毅夫（北京大学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现代化是尚未完成的世界历史命题。当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人，且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在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我发现了一点，其实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希望他们的国家现代化，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家能与发达国家立于同等地位。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赶超成功的例子却寥寥无几？从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传统农耕文明，到物资不断丰富的工业化现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普遍有一种认识，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展自有它的道理，因此大家都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到西方国家去学习。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理论去制定政策并让国家成功的。极少数的几个成功的国家或经济体，他们主要的政策在推行之时，从西方主流经济学来看都是错误的。

　　尽管20世纪的学者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缺乏非西方文明的重新崛起，相关论著也就无法跳出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的现代化框架。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之际，我曾撰写了一篇祝贺文章，其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21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21世纪会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这是基于我与蔡昉、李周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30年来，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书中对中国改革发展进程和成效的很多预测也得到证实。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成为时代的呼唤。这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

　　复旦大学周文教授的新著《征途：走向现代化》，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该书从现代化的概念、内涵、测度和特征入手，重新审视和批驳了西方中心主义，全景式回顾西方现代化从兴起到没落的关键节点，既考察了现代化与西方兴起及推动现代经济学诞生，也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理论误区与崩塌之殇。中国有一句话叫“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式现代化从大历史观角度来理解，是世界历史的大翻转。我们只有了解由“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当下，从而应对将来的变局。该书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通过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对韦伯命题、洋务运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作了再审视，与此同时也对现代化的人工智能时代未来图景作了展望，让更多人看到西方化迷思是如何形成，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成功。

　　历史与现实均证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绑定的西方现代化，并未能兑现现代化的承诺，即引领人类走向一个开放、持续繁荣的未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过去的现代化之所以不成功，主要是因为一味照抄西方模式、追求西方标准，而忽略了自身国情。因此，周文教授在该书中强调，如果说西方的崛起在18世纪处于“进行时”，那么到19世纪，这一过程已经进入了“完成时”，西方现代经济学等为“西方兴起”提供支持的理论学说应运而生。严格来讲，今天的现代经济学正是围绕西方现代化建立的一套知识体系。基于西方国家在“血与火”的历史中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创建出来的理论模型，并不适用于起步较晚并快速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根本不足以应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现实，将这些理论照搬到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实际上，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是内在一致的。该书认为，正像当初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英国人和英国经济问题，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法国人和法国经济问题，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德国人和德国经济问题，约翰·贝茨·克拉克的经济理论首先是面向美国人和美国经济问题那样，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学应该来源于本国的实践经验，指导本国的实践，并解决本国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是自主的，理论也应是自主的，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世人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参照系提供了最佳论据——不仅由于中国的规模，更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基于本土经济模式而非西方道路的成功。“中国奇迹”不能仅停留在经验层面，要更好地通过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表达出来。

　　根据该书的研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并非局限于简单归纳和总结发生在中国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而是必须发现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这种前提性的差异深藏于文化的差异之中。我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中国经济学才可能得以建立。文化是中国经济学的根和土壤，中国经济学研究应把东方文化的精髓引入研究框架和范式，推动中国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更有活力、更能引领发展的高度。我很认同周文教授的见解，在《解读中国经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民族复兴之路》中我也谈到，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不仅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会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经济好，世界经济才会更好。弥漫着“发展焦虑”的世界，也把更多的期待寄望于中国。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中国将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现代化国家。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被解释对象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只有胸怀“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格局”，坚持经由自己认识世界来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作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唯一目的，才能抓住中国的发展所给予的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大师的时代机遇，这也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