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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渠红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2018年5月28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果揭晓:“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上述三大流域中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占有核心地位,并被中外所熟知,相关的保护传承工作受到高度重视。以长江、黄河为主体,其干流、支流和并流、分流等已组成流域文化带,相关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传承工作早已展开,取得的成果已蔚为大观。相比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的文化遗产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利用,即使是学界的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建设文化强国亟需重视挖掘利用西辽河流域的文化价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考古界就在区系类型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辽西古文化区”考古学文化区系概念,到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西辽河区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此间经历了近30年。关于这一文化区域范围的界定,学术界有过热烈的讨论。张忠培认为这一区域指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其支流地区,这个范围接近于地理学意义上的辽西地区。西拉木伦河是西辽河的北部源头,老哈河是西辽河南源,一南一北汇成西辽河。朱延平认为文化区系意义上的辽西区,其地域范围包括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南部、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以及京津地区。这个区域与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所界定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文化区”相近。我国古文献《史记》对这一区域的地力田产评价是“赋上上错,田中中错”。对此,苏秉琦解释说,西辽河流域“重要的不是土质肥沃,而是多种经济互相补充,造成的繁荣昌盛,才得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多种经济的互补就是指这里既有渔猎经济又有草原经济和农耕经济,特别是农耕经济与草原经济的交错互补生发出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互补发展。正是由于这亦农亦牧的混合地带特征决定了西辽河流域的区域文化价值。
西辽河流域所涵盖的区域范围极为重要,在史前时期,这一区域关乎中华文明起源,是苏秉琦所说的满天星斗时期的中华文明的直根系,也是严文明“重瓣花朵”理论的第一层花瓣。这里有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龙,也是玉文化起源地之一,生活在红山牛河梁遗址的先民可以准确观测北斗七星并掌握了黄道赤道坐标系,可以确立二分二至和四立等四时八节。西辽河流域是理解“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域。这个范围被费孝通称作“燕辽文化区”,是费孝通在讲述“民族走廊”这个民族学概念时涉及的“东北几个省”的核心区域。民族走廊即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地带。西辽河流域历史上是东胡、匈奴、乌桓、山戎、鲜卑、契丹、蒙古、满洲等族与汉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广阔区域,他们建立的“三燕”、辽、金、元、后金、清等政权,是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
众所周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一南一北,稻作与粟作,代表了农耕文明的两种模式,虽然十分重要,但不能涵盖中华文明的全部特点。中华文明不能被仅仅定义为农耕文明。中华文明应被看作是由山地文明、草原文明、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渔猎文明等多种次级文明所构成的文明体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多种次级文明的融合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演进至关重要。西辽河流域既是农耕文明、渔猎文明、草原文明交替演进的文明形态,更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错发展的典型走廊地带,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正是在多种次级文明的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西辽河流域作为民族走廊地区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这个特征。因此,从地理上看,西辽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其他地区相比,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西辽河流域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最重要的价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由其区域位置和历史文化特点决定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内要强化树立“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理念,对外要从根本上批驳西方错误观点。
树立“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理念,要把西辽河流域所展现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讲清楚;树立“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理念,要把西辽河流域所展现的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故事讲生动;树立“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理念,要把发掘西辽河流域文化资源与国家实施的“新一轮东北振兴计划”及“北疆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能。
近代以来,西方学界出现的“东洋史观”“新清史观”“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等错误观点的共同特点是将游牧和农耕绝对对立,忽视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汉人的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其“去中国化”的目的。而从中国学界来看,从苏秉琦在八十年代正式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重大理论课题以来,学术界对于西辽河流域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学、考古学领域。在民族学领域,西辽河流域相关文化资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至今并未被学界充分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第二个结合”,还需充分挖掘利用作为民族走廊的西辽河流域相关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博物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教育、数字文化资源利用、国际传播等方面,充分重视对西辽河流域相关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