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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朝霞(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晓(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首次系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引向环境保护与永续发展相结合,实现了认识论的重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总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必须着力阐释其鲜明的理论创新,更好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美丽世界提供科学指引。
如何认识“为什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文明与自然联系起来,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为什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科学、系统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传承和发展,告诫人类对大自然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开发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理念,跳出传统思维模式,注重从劳动对象的维度要求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不仅主张可以通过生态服务付费、生态旅游等方式实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换,而且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既可以为某些产业提供个性化的生产环境,也可以为员工和客户提供宜居、舒适的生活环境,从而上升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等理念,把环境与民生、环境与人权联系起来,主张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并赋予公民享用良好环境的环境权,用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兴则文明兴”理念把生态与文明联系起来,将生态史和文明史融为一体,上升到生态文明和历史定律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醒我们要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构想建设“什么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等重要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什么样”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念阐明,生态文明的社会不仅是一个环境良好、资源永续、生态健康,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能实现供需均衡的生态型社会,还是一个能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个方面,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美好、生态活跃之“三生共赢”的文明型社会。从理论上看,生态文明是由“文明+生态”共同构成的,可通过文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文明化两个方面的相向奔赴而实现生态产品的供需均衡,并非只要求生态环境良好,而是代表一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新型文明形态。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表明,生态文明的社会,不仅是一个保护和发展统筹兼顾、保护和利用协调有序的发达社会、协调社会;也是一个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特别区域坚持生态优先,将发展让位于保护,能有序推进生态保护补偿的绿色社会、公平社会;还是一个能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不断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让保护和发展实现双赢的创新社会、共生社会。
“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理念表明,高投入、高污染、低效能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层次不断提升,要从速度维度的“快不快”转向质量维度的“高不高”,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繁荣,着力为民众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模式亟需升级换代,要从力道维度的“强不强”转向水平维度的“高不高”,着力实现高水平保护,重点是要杜绝和摒弃不顾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环保“一刀切”乱象。
部署谋划“怎么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要理念,而且强调要处理好“五个重大关系”,对“怎么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了全面部署。
一是在视野格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于“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重要理念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不同于可持续发展观从经济、社会、环境等三个维度的可持续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超越,这更加深刻地阐明了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属性,有助于进一步构建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一体实现现代化的体系。
二是在国际合作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人类基因的相似性、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人对地球的依赖性等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强调要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思维“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三是在方法策略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要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等“五个重大关系”,既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又坚持矛盾的特殊性,既坚持“两点论”又坚持“重点论”。同时提出“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等,确立了空间均衡、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严密法治等思维,超越了西方生态话语体系的传统思维局限。
四是在实施体系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整体主义方法论,从政治方向、伦理立场、道路选择、核心任务、总体抓手、路径手段、条件保障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怎么干”的问题作了系统部署。
法典是人类制度文明皇冠上的明珠。当前最紧要的是,加强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建构研究,真正明晰这一自主创新成果的核心要义和理论优势,为全面实现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典化表达做好理论准备。最终,将中国的环境立法编纂成一部能与法德民法典媲美、可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标杆性法典。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理念的环境法学阐释研究”(23AFX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