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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贺立龙(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四川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副处长);周红利(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环境,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平稳运行,展现出强大韧性,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3%,经济增长稳中略升。但也应该看到,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创新活力未充分释放、要素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等问题依然存在,制约着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势头巩固。如何破解上述难题?关键在于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因此,必须精准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内涵与核心动能
唯物辩证法表明,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其内部矛盾(内因),外部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映射到经济领域,经济持续增长、结构优化与韧性提升的根本动力,源于经济体本身的“造血”功能与自生发展能力。若忽视内生动力激发,过度依赖外部刺激或要素粗放投入,高质量发展将难以可持续推进。
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存在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的协同运行与动态平衡之中。具体而言:生产环节的核心动能是创新驱动力,体现为技术创新、管理优化与模式迭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突破性提升,为经济增长注入创新动能;流通环节的核心动能是效率提升力,即通过完善市场机制与优化流通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畅通要素流动,提升资源跨时空配置效率;分配环节的核心动能是激励协调力,通过构建要素报酬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激励机制,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同时依托再分配制度调节,实现效率与公平耦合互促;消费环节的核心动能是需求牵引力,即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和内需潜力释放,形成对供给体系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引领产业创新和产能调节方向。
因此,迫切需要构建有利于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体制机制,通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这样一套系统性的动力机制,使得经济体内部各类主体(企业、劳动者、政府等)在一定的市场规则支配以及必要的政策调节下,通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经济活动的深度协同与正向反馈,持续驱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量质提升。
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体制机制创新
培育耐心资本,健全创新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活动能否持续深入开展,一个关键就在于能否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当前,重大技术突破与产业化应用等创新活动普遍面临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挑战,传统金融资本短期化、避险化特征与之难以匹配。耐心资本以其长期性、战略性、风险包容性的特质,通过延长投资周期、提高风险容忍度,有效缓解创新主体融资约束,使企业能专注于长期技术积累,从而激发创新内生动力。比如,北京依托社保基金设立中关村自主创新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高技术领域达240亿元;深圳市属国企深投控形成覆盖全链条的创新投资生态,总规模超1500亿元,累计投资超2700个项目,使两地都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策源地。实践表明,耐心资本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激发企业持续创新内生动力,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势能。
为此要建立健全耐心资本支撑经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多元化耐心资本供给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等核心基石作用,延长投资期限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保险资金、养老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参与科技创新投资。建立稳定增长的科技投入机制,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投入比重,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耐心资本与科技创新项目的匹配机制,建立专业化的投资决策和风险评估体系,形成资本供给与创新需求精准对接和深度融合的良性循环。
建设统一大市场,优化国民经济循环加速机制。高效畅通的经济循环是释放市场潜能、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市场分割、标准不一、壁垒重重等问题,阻碍要素自由流动,推高全社会交易成本,束缚资源配置效率与企业经营效率。破除卡点堵点,关键在于加快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以规则统一消除制度壁垒,以标准统一降低交易成本,以监管统一维护公平竞争,让市场机制在更大市场内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比如,长三角地区率先探索区域一体化发展,通过推进规划、政策、标准、执法“四个统一”,建立了跨区域统一的市场准入、要素流动等制度,显著降低区域内交易成本,2024年三省一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3.17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24.6%。京津冀协同发展依托交通一体化、环境共治等重点突破,提升区域经济循环效率。
为此,要纵深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国民经济循环加速体制。健全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全面实施并动态优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着力破除各类隐性壁垒。强化市场监管统一性,积极运用智慧监管技术,建立高效的跨区域、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现代流通体系,大力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流通网络,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激发要素活力,优化收入分配体制机制。优化收入分配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当要素产权界定模糊与市场化定价机制缺失时,要素贡献与收益分配脱钩,将导致创新激励不足。只有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确保各类要素按实际贡献获得合理回报,形成“收益—贡献”循环,才能激活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比如,浙江省探索推行科技成果转化“先确权、后转化”模式,赋予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全省高校成果转化金额从2018年的2.7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9亿元,科研人员奖励金额从1.31亿元增长到5.24亿元。深圳率先规范数据产权登记,推出“贡献度模型”,优化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截至2024年底,深圳数据交易所累计实现交易规模159亿元、上市交易标的3298个,覆盖5600家生态主体及296类应用场景,有效激发了数据要素潜能。
为此,应围绕要素活力释放,优化收入分配体制机制。一方面,构建全国统一要素产权登记体系,推广深圳数据产权登记经验,建立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一码溯源”确权平台,推动要素产权跨区域互认机制,为落实按要素贡献分配奠定产权基础。另一方面,探索股权激励、利润分享、超额收益分成等多元化分配机制,形成科技人员、技能人才、数据供给方等要素主体的长期激励机制,完善要素贡献与收益动态匹配体系。同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引导要素合理流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激活要素创造力,推动财富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紧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消费是国民经济循环的终点和再起点,内需是大国经济运行发展的主导性拉动力。激发消费新动能,关键在于通过供给侧创新精准匹配并引领日益升级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大众消费需求。比如,上海2024年举办品牌首发活动近3000场、新引入首店1269家,以“首发经济”带动全球新品供给;西安创新推出“长安十二时辰”等沉浸式文旅场景与“博物馆奇妙夜”等活动,2024年接待游客3.0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3760亿元,以场景创新释放文化消费潜能。这些地方实践探索表明,破解供需适配难题、释放消费潜力,必须聚焦优化供给结构、创新消费场景,着力构建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与协同升级机制。
为此,应围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供需匹配入手,创新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建设消费趋势大数据监测平台,强化供需数据互通共享,完善“以需定供”的柔性供应链支持政策,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升级的适配效率。破除制约新业态准入壁垒,优化首店审批,发展首发经济,激发原创性产品供给活力;建立文旅商体融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支持沉浸式体验、智慧零售等新场景开发,释放消费和内需新潜能。构建城市更新与消费空间再造联动模式,激活存量载体消费潜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研究”(23&ZD12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