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生态文明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无论是在发展理念还是绿色发展实践上，都处于全球引领地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南。目前，社会上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解，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需要澄清。《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的出版，对于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极其重要。这里重点针对《文选》出版的重大意义谈三个方面的认识。一是为什么思想的引领如此重要，《文选》的出版正当其时；二是《文选》是检验生态文明认识和实践的试金石；三是生态文明建设亟须加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一、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新文明形态需要思想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文明是人类新文明形态。这种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变，需要新思想的引领。目前，关于生态文明的认识存在“三个滞后”,由此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系统地理解《文选》原著来解决。

　　一是理论滞后于思想。目前，学术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化构建明显滞后。现有关于环境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很多都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并为传统工业化模式服务的。就正如我们不能用农业文明的思维理解工业文明一样，我们也无法用传统工业文明的思维理解生态文明。这就亟须学理上的突破。《文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生活等思想，实质上是对工业革命后关于发展的基本问题及其哲学基础的重新思考，是对发展的底层逻辑的重塑。

　　二是理论滞后于实践。生态文明的实践探索源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需求，但目前理论明显滞后于实践。传统发展模式遇到不可持续的困境，必须探索新的实践模式，实践探索也就走在理论前面。现在关于发展的标准理论大多是为传统工业化模式服务的，很难真的以此理解和解释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困境，更难引领新的生态文明实践。尤其是，如何基于中国绿色发展实践抽象出一般性理论，将其不只是应用于中国，而且应用于全球，就成为国家重大需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确立，本身是为了解决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中国难题和世界性难题。这也就内在地决定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只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生态文明理论不仅要实现“两个结合”,而且“两个结合”产生的原创性理论更要走向世界。

　　三是部门的政策滞后于实践的探索。绿色发展代表新质生产力，需要建立相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而现在有些政策则是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形成。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了生态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现在改革到了攻坚时期，传统生产关系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的要求，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新型生产关系。

　　这三个滞后带来系列后果：认识的误区、实践的偏差、结果的背离。现在社会上关于生态文明的讨论非常多，很多实践也以生态文明之名在进行，但这些是否属于生态文明，不是以议题或者实践的标签是否带“生态文明”字眼来判定，而是以其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危机来判定。这就需要理解生态文明的实质。为什么出现生态危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来解决?

　　就生态文明的研究而言，其是否属于生态文明的研究，不是以其研究的对象而定，不是说研究环境问题就是在研究生态文明，而是要看其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方法、结论和政策含义是否符合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如果是用环境与发展相冲突的传统理论研究环境问题(比如“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则就貌似生态文明，实则同生态文明差之千里。

　　因此，关于生态文明的认识，一定要跳出传统环境与发展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以生态文明之名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标准西方经济学关于环境和发展相互冲突的理论应用于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是以传统的思路来研究环境问题，就很可能得出环境保护阻碍发展的结论和政策含义。这当然就不符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是为什么生态文明研究所在其主办的《生态文明研究》发刊词中提出该期刊要引领研究方向和学术前沿的原因。

　　人类可持续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和国内绿色转型的复杂形势，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显。

　　其一，从全球来看，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全球可持续发展格局面临严峻挑战。个别大国将其国内危机归咎于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及全球化等议题，走上了与绿色发展背道而驰的发展道路。这对解决全球可持续危机带来严重负面冲击。中国则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坚定地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其二，从国内来看，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阶段，尤其需要深化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保持战略定力。比如，受全球疫情和复杂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十四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遇到困难。这是不是意味着“十五五”的目标要降低?回答是否定的。又如，新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NDC)覆盖未来十年(2025—2035年),而中国的“双碳”目标要求2030年前碳达峰。这意味着在新一轮NDC周期内中国碳排放要绝对下降。在此之前，因为国家没有确定2030年前碳达峰的峰值，一些地方就“勇攀碳高峰”,将2030年前当作一个“上高碳项目的最后时间窗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决不能搞‘碳冲锋’”,“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

　　二、《文选》是检验生态文明认识和实践的试金石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完整、准确、全面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质。《文选》是理解生态文明的权威教材，也是检验生态文明认识和实践的试金石。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受传统发展理念和当前复杂国内国际形势的影响，关于生态文明也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亟须通过《文选》来正本清源、拨云见日，加快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一)关于生态文明的认识误区

　　一是一些认识将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狭义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不只是简单的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而是文明形态的转变和发展范式的转变。实际上，中国在1983年就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早在1972年就与国际社会同步开始环境保护事业。但是，环境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环保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制定了经济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在制定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目标的同时，也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目标，甚至是严格的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环境问题出现全面恶化。问题的根本在哪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文选》第4页)。

　　党的十八大以后，环境保护问题才发生根本性转变。如果从狭义的生态环境视角理解生态文明建设，或者仅靠生态环境部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就会非常困难。生态文明建设有两个维度，即环境和发展。目前，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非常好，各项制度及其执行都非常严格，但是绿色发展这个维度就很难，因为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发展方式转型，要将传统发展模式下环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对立关系转变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二是很多认识没有跳出传统工业文明的思维框架，还是试图用传统工业文明的思维去理解生态文明和解决生态环境危机。比如，认为只要有新的技术、新的产业升级就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事实并非如此。生态文明需要发展范式的转变，要推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

　　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传统工业文明的思路，即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将自然当作资源攫取和污染物排放的场所。在地球生态系统破坏后，再不断地用新的技术去解决问题。这种思路是所谓绿色工业文明的思路，更多的是在原有框架下，冀望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无法解决如此复杂的系统性危机；解决工业文明的危机必须依靠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文明形态的转变。因此，一定要走第二种思路，即生态文明的思路——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自然造福人类。人类不是去触发危机然后再去解决危机，而是不去触发这个危机。可见，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的智慧。

　　三是如果前两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一定会有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将环境保护与发展当作对立关系。工业革命以后建立的传统发展模式，一直将环境和发展当作相互对立的关系。解决环境问题大都是在保护和发展的对立关系中寻找平衡，即权衡保护环境的成本和收益，然后找一个所谓的最优平衡点。标准的经济学思路就是这么理解和处理环境保护问题的。在这个所谓的最优点或平衡点上，进一步保护环境就变成发展的负担，然后问题就转变成这个“负担”是不是“可负担得起”的问题。传统回答就是，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负担得起。这就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

　　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不是生态文明的思路。先不讲对环境保护的成本和收益的核算是不是准确，就算准确的话，如果进一步保护环境，实际上会驱动经济结构跳跃到新的结构。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中，会“从无到有”地出现大量类似“新三样”的东西，就像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汽车、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一样。因此，关于保护和发展之间相互冲突的传统认识不是生态文明思想，且会误导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是冲突的关系，而是可以做到相互促进。

　　(二)环境和发展之间如何相互促进

　　环境保护和发展之间如何形成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就涉及一些非常根本的问题，即重新思考发展的基本问题及其哲学基础，也就是发展的底层逻辑要发生变化，要重构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要问为什么发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决定着发展什么内容，以及如何发展。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对应着不同的环境与发展关系。

　　首先，人与自然的位置要调整，不是像以前那样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将人的活动纳入自然框架之下。其次，要重建美好生活的概念。这背后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同西方的“美好生活”概念不一样；西方的“美好生活”概念，工业革命前后也不一样，不同国家也不一样。工业时代西方社会兴起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对之前“美好生活”概念的替代，导致“美好生活”概念被商业力量或者资本力量过度操纵，导致发展的目的与手段发生背离。也就是，物质生产力大幅提高，但幸福程度并未同步提高，同时还带来了严重的全球环境不可持续危机。因此，必须从根本上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

　　理解生态文明必须理解绿色发展的机制。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双碳”目标以后，中国的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出现爆发式增长。这种严格减排措施反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现象，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预见的。还有，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也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预见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际机构预测今后哪些经济体会领先时，鲜有机构预测中国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发展奇迹的确发生了。经济发展背后的机制，是一个“从0到1”的跳跃。因此，一定要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理解发展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因为突破了认识论上的困境，不再担忧环境保护影响经济发展，中国才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才出现根本性变化。

　　三、加快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化构建

　　加快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理解生态文明的实质。这就需要加快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化构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十大坚持”。对于“十大坚持”,不光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现在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解，很多还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不知其所以然，就会有两个结果。其一，不可能真的知其然，因为一旦事物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就会变得茫然无措，不知道是不是问题的本质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二，不知其所以然，就不可能真正创造性地、举一反三地探索生态文明的实践。这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遇到的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推动生态文明学科的“三大体系”建设，构建生态文明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一是生态文明学科体系建设。当务之急是要立“户头”,明确生态文明研究的一级学科地位。生态文明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在教育部学科门类下，有一个新的交叉学科门类。生态文明学科也应该在这个门类下。没有明确的学科，生态文明研究就比较难推动，尤其是在高等院校里面，所有的学术资源都是按照学科来配置的。生态文明研究所要同高等院校一起，共同讨论生态文明的学科怎么设置，就其学科体系、知识谱系等形成共识。

　　二是生态文明学术体系建设。这就是要建立新的理论。换言之，不是简单地把过去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在生态环境领域，而是从生态环境危机出发，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包括对其哲学基础进行重新反思，推动科学范式的转变。我们现在不仅要有发展范式的转变，还需要有科学范式的转变、研究范式的转变。它会形成关于生态文明新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一旦跳出原有的研究范式就会发现，过去很多奉为圭臬的理论可能就不再成立，新的原创性理论就有望出现。因此，用生态文明的范式去重构现有学术体系，就会开辟远大的学术前途。

　　三是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变了之后，政策含义就会发生相应变化。比如说，过去受传统理论影响，认为环境和发展之间相互冲突，就不敢去大力度推动环境保护。但是，新的理论揭示环境和保护之间可以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则政策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因此，生态文明“三大体系”的建设过程，实质是中国生态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生态文明是新的文明形态，而现有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工业时代产生并为其服务的。所谓“自主知识体系”,实质上是蕴含在原创中。如果新的知识是过去传统文明形态下没有的，是新的文明形态下的知识，那这个知识就是原创的，原创的东西当然就是“自主的”知识体系。因此，“自主”是原创意义上的自主，不是说别人搞一套知识体系，我们也另搞一套知识体系，而是它同已有知识有传承，是兼容并蓄的关系。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祛魅过程，也是中国软实力的标志性概念。过去关于现代化的概念，都是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尤其是部分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领域，过去一度盲目迷信西方的理论。整体看，工业革命后以西方为主建立的现代知识体系，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必须承认其价值与贡献，但这些知识无法完全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不可持续危机和不公平危机，就像化石能源的知识无法运用在新能源上一样。解决这一不可持续的全球危机，需要生态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转变，并相应地构建新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