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慧冬（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于永平（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任教师）

　　蒙古族起源问题历来是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随着现代多学科研究的持续深入，“蒙古族源于匈奴”的观点与日益丰富的实证材料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痕。在厘清“人种”与“民族”这两大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我们须重新审视匈奴崩解后的人群流向，明晰蒙古族在“东胡—鲜卑—契丹”这一系统主体上，多源融合的生成模式，最终摒弃“单线直源论”，探索一条基于科学证据的历史叙事重构路径。

　　核心概念的界定：人种与民族

　　任何严谨的讨论都必须立足于清晰的概念。因此，严格区分“人种”与“民族”是本研究的方法论起点。“人种”本质上是生物学与体质人类学用以分类的概念，主要依据遗传基因、颅骨形态等体质特征划分人类群体，以揭示人群间的血缘联系、迁徙路径与基因交流史。本文引用的古DNA与头骨测量数据即属此范畴，用以帮助我们追溯生物性谱系的传承脉络。“民族”则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兼具文化、政治与社会属性的共同体；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由拥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文化及心理认同的稳定的人类群体，其形成过程充满了复杂的历史偶然性、文化整合、政治建构与社会认同的选择。可见，一个现代民族在生物学上往往融合了多个人种的祖先成分；反之，具有某种人种背景的古代人群，其后裔也可能参与到多个不同的民族实体中。因此，将生物遗传上的关联简单地等同于民族源流上的直系继承，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危险的简化。本文所探讨的“匈奴”“东胡”“蒙古”首先是历史上的族群政治体或民族集团，而非单纯的“人种”单位。

　　对匈奴的再认识：一个多源合流的政治联盟

　　回顾学术史，匈奴族源的单一起源论已日渐式微。据陈立柱对近三十年来该领域研究的系统评议，学界主流观点更倾向于认为，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通过军事征服与政治联盟等形式，蒙古高原上众多背景各异的部落被整合形成了联盟式政治体——匈奴。这种“多源合流”的性质在体质人类学上可以获得直观印证：诺颜乌拉匈奴墓葬出土头骨同时呈现出欧罗巴与蒙古人种的混合特征，反映了其族源构成的复杂性，可能涵盖了早期“戎”“狄”以及来自北亚、中亚的异质人群。与此相呼应的是史学记载：公元一世纪末匈奴政权崩溃后，其部众发生了剧烈分化，或南下融入中原，或西迁中亚，其中尤为重要的一支“皆自号鲜卑”，则融入了以东胡后裔为核心的鲜卑联盟。可见，匈奴作为统一的政治体已不复存在，其人群发生了复杂的多向分流。因此，即便匈奴联盟中的某些成分（特别是其中的蒙古人种群体）确为后世蒙古族先祖——如鲜卑——的来源之一，但若将“匈奴民族整体断定为蒙古民族的直系祖先”，则是在方法论上混淆了部分与整体，既缺乏史料支撑，在逻辑上也难以自洽。

　　蒙古族的主体源流：多学科证据链的揭示

　　与匈奴“多向分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古族的形成过程清晰地呈现出以“东胡—鲜卑—契丹—蒙古”为主线的本土演化序列，且得到了语言学、分子人类学和考古学等领域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东胡后裔诸族（如鲜卑、契丹、室韦）的语言，明确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与后来的古蒙古语存在着清晰的同源关系。例如，鲜卑语中的“兄”为“阿干”，与蒙古语“aqa”相对应；契丹语的核心词汇也显示出这种同源性。这种语言上的亲缘关系，与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属于突厥语系的匈奴语，构成了根本性区别。

　　分子人类学的系列研究为这条主线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生物遗传证据。古基因组学分析显示，族属判定为东胡的井沟子遗址的人骨，与后世鲜卑、契丹和蒙古人群之间存在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特别是对吐尔基山辽代契丹贵族遗骸的DNA测序，结果证明契丹贵族与现代蒙古族、达斡尔族等蒙古语人群拥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这条从“东胡（井沟子）→鲜卑/契丹（吐尔基山）→现代蒙古族”的完整遗传序列，可以视为蒙古族“本土起源、连续演化”说的关键实证。

　　与此同时，考古学也从物质文化层面为这一主线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支撑。西辽河流域从八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到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连同蒙古高原广泛分布的石板墓文化，从另一个维度实证了蒙古族主体源流的本土性与历史连续性。

　　由此可见，来自语言学、分子人类学与考古学的三重证据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相互支撑的证据链：语言学从文化谱系上确立了蒙古族与东胡系统的主体亲缘关系，完成了论证的“定性”；分子人类学则以近乎无可辩驳的基因数据，将这种文化亲缘转化为一条清晰的生物遗传链，实现了从推断到实证的跨越；而考古学则为此过程提供了时空框架与物质文化背景，证明了其发展的本土性与连续性。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建起蒙古族起源的“本土起源，连续演化”模式。

　　“单线直源论”的批判：学理与现实的双重审视

　　“蒙古族直接源于匈奴”这一观点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在方法论上混淆了“人种”的生物性贡献与“民族”的历史性承继，将局部基因交流简单地等同于整体族源传承；在史实层面上，既忽视了匈奴作为多源部落联盟的复杂性，也掩盖了蒙古族以东胡—鲜卑为主体的清晰的生成脉络。

　　从学理上看，此说属于对历史简单粗糙的解读，偏离了多学科证据共同支撑的现代学术共识。而其潜在的现实危害则更值得我们警惕：在国际层面，这种单线叙述极易被曲解为“蒙古地区历史与中国主体无关”的叙事情节，从而为虚构所谓“内蒙古问题”提供历史话语借口；在国内层面，该观点若持续存在于教育体系与公众舆论场，不仅会削弱历史教育的权威性，更可能扰乱青少年历史观的科学性，进而侵蚀国家认同所倚赖的历史文化基础。

　　叙事重构的路径：从学术共识到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多学科证据已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蒙古族以“东胡—鲜卑—契丹”为主干、融合多源的生成模式。这一科学认知为解构“单线直源论”提供了坚实的证据，但学术上的“破”易，而社会共识的“立”则要艰难得多。为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我们必须积极将学术共识转化为一种能为社会广泛接受、乃至于内化于心的新历史叙事。这是一项创造性、长期的系统性工程。

　　首先，叙事重构的核心，在于完成从“证伪”到“立新”的转变，系统阐述蒙古族的融合生成史。这不仅要求我们明确指出“蒙古族不直接等同于匈奴”，更要正面、系统地讲述其主体源流。应强调，蒙古族的形成是蒙古高原本土文化连续发展的结果，其主脉深深植根于东胡—鲜卑—契丹这一谱系。

　　其次，必须通过具体而微的方式打通从学术成果到公众常识的“最后一公里”。例如，在教育更新层面，建议在中学历史教材与大学通识课程中，尽快引入基于语言学、古DNA与考古学的民族起源科普模块，以生动案例，如“从古DNA看契丹贵族与现代蒙古族的学院联系”，让多学科证据“现身说法”，帮助青少年构建基于科学的历史观。在全媒体传播与文博展示领域，则可策划以“基因谱系与文明交融”为主题的大型特展，通过考古出土人骨、契丹贵族奢华随葬品以及《蒙古秘史》等文献相互印证，运用可视化技术动态呈现从东胡到蒙古的融合历程。

　　最终，这一叙事应主动融入国家文化发展的时代主题，实现其内部凝聚认同、外部塑造形象的战略价值。对内，它能为各民族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提供无可辩驳的根基，强化“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这一共同体认知。对外，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文明交流的背景下，可以讲述一个“共享的草原”故事：将蒙古高原塑造为自古以来连接中原、中亚乃至欧洲的文明通道与交汇之地，而蒙古族正是这一交流网络上的重要守护者、共建者与贡献者。这不仅能为我国的民族政策与国际交往提供深厚的历史合法性，更能将其转化为一种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