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化应用，成为重塑经济社会形态的核心力量。近期，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智能经济发展进入“系统布局、全域渗透、生态共建”的新阶段。这也推动人工智能从工具性应用转向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重塑，形成场景驱动、生态协同、治理创新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引擎。

　　时代逻辑：从技术试验到价值创造的历史跨越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出现了从“技术爆发期”向“价值创造期”的关键转折，我国在这一进程中既面临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挑战，也拥有场景丰富、产业体系完备的独特优势。

　　从技术演进看，大模型已具备复杂问题处理能力，智能体实现从“理解”到“行动”的跨越，解决了算法与实际应用的鸿沟。从需求侧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公共治理效能提升等多重需求叠加，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进入“爆发临界点”。然而，技术与需求的“甜蜜点”尚未完全形成。部分领域存在“为AI而AI”的形式主义，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存在“语言壁垒”，数据孤岛、算力成本、标准缺失等问题制约效能释放。《意见》正是通过顶层设计破解这些瓶颈，推动人工智能从“碎片化应用”向“系统性渗透”、从“技术创新”向“生产力变革”跃升。

　　中国路径：场景、生态与治理的协同创新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多元路径：美国侧重技术领先和标准主导，欧盟强调风险管控和伦理规范，而中国通过《意见》展现的，则是“以场景为土壤、以生态为支撑、以治理为保障”的特色路径。这一路径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的优势，将“规模优势”转化为“系统优势”。

　　（一）场景驱动：从“市场优势”到“技术定义权”。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丰富的应用场景：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培育智能终端需求，完备工业体系提供智能制造场景，复杂社会治理催生智能治理需求。《意见》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开放场景，如“推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开放场景支持技术落地”，让技术在真实场景中迭代优化。这种“场景—技术”的正循环，不仅能快速提升应用成熟度，更能反向定义技术方向——不是跟随国外技术路线，而是基于中国场景需求“定制化创新”，进而争夺全球技术定义权。

　　（二）生态协同：从“单点突破”到“系统竞争力”。《意见》强调“培育智能原生企业”“打造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推动形成“领军企业带动、独角兽崛起、专精特新生根、初创企业涌现”的生态格局。

　　（三）治理创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伦理风险、安全挑战，《意见》提出“动态敏捷、多元协同”的治理思路：在就业方面，“增强就业创造效应，减缓就业替代效应”，通过技能培训、新职业培育实现劳动力转型；在伦理方面，“构建与技术演进相适应的伦理规则”，避免“一刀切”限制创新；在全球治理方面，“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普惠共享。这种“包容审慎”的治理模式，为全球智能时代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构建智能经济新生态

　　《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从“技术追赶”进入“生态引领”的新阶段，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核心引擎。其战略启示在于：战略定位上，需将“人工智能+”视为重构生产函数的关键变量。智能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改变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乘数因子”——通过数据、算力、算法的融合，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

　　实施路径上，需坚持“双向赋能”与“系统思维”。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应用需求牵引技术突破方向，技术突破拓展应用边界；同时，需统筹技术、产业、安全、治理等多维度，避免“单点突进”导致的失衡风险。

　　全球合作上，需践行“普惠共享”的发展理念。中国通过“人工智能+全球合作”行动，推动技术普惠、共建治理体系，既提升国际话语权，又让更多国家共享智能时代红利，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科技领域的体现。

　　从2027年“智能终端普及率超70%”，到2030年“智能经济成为重要增长极”，再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意见》勾勒的不仅是技术发展路线图，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智能图景。在这一进程中，“人工智能+”将重塑产业形态、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而中国特色的智能经济路径，也将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应用驱动、生态共建、包容共享”的东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