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双（应急管理大学（筹）应急与国家安全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诚信建设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法治建设是诚信建设的保障。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加强诚实守信的价值引导，提高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诚信水平。这一重要指示，精准锚定了法治与诚信建设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坐标，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法治规范将诚信原则转化为了具体法律规范，让诚信的种子在法治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法治规范对诚信的保障作用不仅只是静态的法条，而是动态的过程。从法治框架的制定，到执法司法中对具体法条的适用过程，最终形成公民的内心确信。只有以法治为引领，以诚信为滋养，双轮驱动、协同共进，才能共同推动社会治理迈向更高水平。

　　立法构筑诚实守信的基本框架

　　法治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治理范式，其首要功能在于通过立法构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体系。在诚实守信的价值转化过程中，立法不仅需要将道德层面的诚信要求升华为法律义务，更要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实现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调整。

　　近年来，中国通过顶层设计和政策创新加速构建社会信用体系。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覆盖各类主体的信用制度，并通过“信用中国”平台整合多源数据，覆盖企业、个人及社会组织全主体信用信息。《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5）》进一步强调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对守信企业实施“无事不扰”，对失信主体强化惩戒，同时在医疗、养老、旅游等领域拓展“信易+”工程，推进信用便企惠民。从这些切实有效的举措可以看出，法治规范在立法环节对诚信建设发挥着塑造、保障与引领的核心作用，其意义深远且多维。

　　从社会秩序构建层面看，法治规范为诚信提供了稳定且可预期的制度框架。通过立法将诚信原则细化、实化为具体的法律规则，明确了社会交往中各类主体在诚信方面的权利与义务边界。这使得人们在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等各个场景中，都能依据法律指引行事，减少因诚信标准道德化、模糊化而产生的纠纷与冲突，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在价值导向引领方面，法治规范借助其权威性与强制性，将诚信从道德层面的倡导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立法过程中对诚信价值的强调与彰显，向全社会传递了明确的信号：诚信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律义务，为社会成员从内心深处认同并践行诚信原则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实践应用效果来讲，法治规范助力社会信用体系不断完善。以政策创新推动构建覆盖各类主体的信用制度，整合多源数据实现信用信息共享，依据信用风险分类制定差异化管理策略，能够有效为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提供政策基础。

　　执法促成诚实守信的长效机制

　　行政机关的执法效能直接决定着法治诚信体系的实际运行效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为市场监管领域在诚信保障方面的执法行动搭建了新的框架，推动了信用监管向更具长效性的模式转变。

　　在日常执法过程中，全链条的动态监管成为保障诚信的关键。执法人员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环节，而是对经营者的市场准入、经营行为、退出机制各个环节进行全程跟踪。在市场准入阶段，严格审查市场主体的资质与信用背景，从源头上杜绝失信者进入市场，为诚信经营筑牢第一道防线。在经营过程中，执法部门依托持续的巡查、抽检以及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实时掌握市场主体的经营动态。一旦发现失信行为，立即启动调查程序，根据失信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影响等因素，迅速而精准地采取相应措施。在市场主体退出环节，执法部门同样严格把关，确保其妥善处理债务、履行法定义务，防止因退出不当而损害相关方利益，破坏市场诚信环境的行为。这种全链条的动态执法监管，让市场主体时刻处于诚信经营的约束之下，不敢轻易失信。

　　同时，现代执法手段的智能化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保障诚信的效率与效果。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执法部门能够实时采集市场主体丰富多样的信用信息，涵盖交易记录、合同履行情况、消费者评价等多个维度。通过先进的算法模型，这些海量信息被自动分析处理，生成全面、准确的信用评分。基于这一评分，执法资源得以精准配置：对于高信用企业，执法部门适当减少检查频次，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鼓励其继续保持诚信经营；对于低信用企业，则加大监管力度，增加检查频次，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督促其及时整改失信行为。这种“数据驱动型”的执法模式，不仅提高了执法效率，更通过信用信息的公开透明，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化约束机制，让市场主体深刻认识到诚信的价值，主动提升诚信水平。

　　此外，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是确保执法公正、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基石。在失信认定环节，执法部门必须依据明确、具体的法定标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通过举行听证会、开展复核程序等方式，让当事人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确保失信认定的准确性与公正性。在惩戒措施实施环节，执法部门明确规定惩戒期限、惩戒方式等核心要素，防止“过度惩戒”对市场主体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同时，根据失信行为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影响，合理确定惩戒力度，既能起到警示作用，又能给予市场主体改正的机会。在信用修复环节，建立标准化、透明化的修复流程。失信主体只要积极履行义务、接受培训等，符合修复条件，即可按照规定程序修复信用。这些程序性规定使执法过程既保持对失信行为的有力威慑，又体现法治的温度，鼓励市场主体主动回归诚信轨道，为诚信建设提供了可持续的保障。

　　司法保障诚实守信的良好效果

　　司法裁判的社会引领功能在诚信建设中尤为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限制高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等，创造性地将民事执行程序与信用惩戒机制相结合，构建起“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惩戒网络。这一制度创新具有多重法治价值。从实体层面看，它突破传统私法救济的局限，通过引入社会评价机制提升失信成本，使司法裁判成为重塑社会诚信的指挥棒；从程序层面看，它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执行信息查询平台，实现了执行信息的实时共享与动态更新，为信用惩戒提供了技术支撑；从效果层面看，它通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铁、入住星级酒店等高消费行为，督促其履行诚信义务，尽快消除失信被执行人身份，同时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及时的救济。在知识产权领域，法院通过提高侵权赔偿标准、适用惩罚性赔偿等制度，强化了对创新成果的保护，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这些裁判不仅解决了具体纠纷，更通过示范效应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诚信意识，实现了司法裁判的社会引领功能。

　　守法形成诚实守信的内在确信

　　法治的终极目标在于形成全民守法的文化自觉。法治规范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将道德层面的诚信要求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使诚信从道德约束升华为法律义务。这种制度设计通过明确行为预期、稳定社会关系，逐步培育起市场主体的规则意识与契约精神。当法律规则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行动自觉时，法治便完成了从外在强制到内在认同的转化，最终实现诚信社会的自我维系与良性发展。

　　在这个基础上，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信用标准制定，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信用评价体系。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我国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城市信用联盟，既促进了国际贸易便利化，又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开放包容的诚信建设理念，不仅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也为全球诚信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法治规范对诚实守信的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环节的有机衔接与协同推进。立法为诚信建设提供制度基础，执法确保制度有效实施，司法通过裁判明确责任，守法最终实现诚信自觉。只有形成这四个环节的闭环效应，才能构建起“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诚信生态，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道德支撑与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