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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庆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侯琳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是开拓知识前沿、探索未知世界和解决世界性重大科学难题的重要途径。项目管理是影响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成功实施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研究我国牵头国际大科学工程项目管理关键要素及其思路和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对我国未来成功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战略意义重大。
发达国家牵头国际大科学工程项目管理的经验
到目前为止,典型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牵头组织,比如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平方公里阵列(SKA)、国际空间站(ISS)、国际热核聚变实验(ITER)、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等,经过对这些发达国家牵头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项目管理比较研究发现,影响国际大科学工程成功实施的项目管理关键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成功的顶层设计。国际大科学工程的顶层设计要明确战略目标,聚焦重大科学问题,构建多国有效合作模式和机制;要制定规划,遴选项目,搭建合作平台,确保资源共享;要强化经费与政策保障,确保项目顺利运行;要强化监管与评估,及时调整组织策略。
二是有效的合作模式。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合作模式选择非常重要,如何根据项目特点选择最适用的合作模式十分关键,发达国家牵头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合作模式包括成立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特定法人科研机构或联盟,组建项目股份公司等。
三是高效的组织协调。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大科学工程组织管理体系并加强项目的统筹协调,采用科学的组织管理机制和运行规则能有力保障国际大科学工程顺利实施。
四是严密的项目规划论证。项目实施前应组织开展必要的规划论证,包括项目目标、范围、技术路径、进度、费用、风险等,提出合理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并持续改进完善。在政府合作背景下,还应特别考虑项目方案在成员方内部可能开展的评估及审批流程。
五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基础是牵头国家要拥有该领域的国际领先科学和技术基础,掌握工程科学理论前沿、关键核心技术,能主导科学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的论证和定义。
六是高效的科学家政治家互动。国际大科学工程需要政治家的决议和科学家的决策,高层次政治家与杰出科学家的双重合作决定了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发展目标与方向。
七是有效的运行机制。国际大科学工程需要构建以“项目利益最优”,符合项目特点,并融合各参与方管理风格并得到各参与方广泛认可的运行机制。
八是高效的项目管理。国际先进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运用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九是高层次人才保障。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实施需要既精通技术、又擅长管理,同时熟悉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国际高层次人才的引育用留的质效决定着项目的成败。
我国未来牵头国际大科学工程项目管理思路与对策
总体上看,我国基础科学仍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制约着我国未来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时,地缘政治风险是我国牵头国际大科学工程的最大风险之一,一些国家的“小院高墙”战略、世界主要国家的“选边站队”以及西方意识形态干扰将给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带来不小阻力。此外,我国在典型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中参与多、主导少,牵头组织的经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
国际大科学工程的主要特征是国际性、大科学性和复杂工程性,我国牵头国际大科学工程项目管理的对策主要包括国际层、科学层、管理层、人才层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在国际层面,一是要尽快完成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顶层设计,制定战略规划,明晰组织领导体系;二是建议有关部门召开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专题会议,出台《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实施细则和方案》,确定优先领域,加速培育倡议和先行先试;三是积极参与他国发起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在科学层面,一是要加快培育和实施项目的遴选论证;二是大力加强国际大科学工程学科、专业和平台建设,全方位开展国际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和高层次人员交流;三是建立符合国际大科学工程特点的管理运行机制。
在管理层面,一是建立符合国际大科学工程特点的管理机制,同时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以我为主、合作共赢”原则;二是引入国际先进知识体系,加大国际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认证培训力度,同时创新发展中国特色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建立我国牵头国际大科学工程运行机制体系,保障国际大科学工程按国际标准规范、高效、有序实施。
在人才层面,一是实施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人才保障计划”,培育万名国际大科学工程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建议由人社部、科技部、工信部、教育部等共同组织,在现有的人社部和科技部各类高层次人才计划中设立国际大科学工程人才专项,为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和保障。二是加强高水平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国际大科学工程人才引育用留力度,建立和完善国际人才交流“旋转门”制度,进一步打通中高级人才在国际组织和国内任职的双向流动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