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守奎（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变革，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下的众多新兴研究学科的兴盛。其中，就后一方面而言，人学无疑是重要的代表之一。历史地看，学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人学研究，既是对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讨论和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又是接续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和引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社会哲学、生存论研究及现代性批判等发展的导火索。整个九十年代，可以说是我国人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期。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学界的人学研究进入一个相对冷淡的沉寂期，可能遭遇了某种尚待突破的瓶颈或危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众多，但其中既往人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不当应该是主因。我们认为，倘若不对既往人学研究范式进行变革，人学研究当前所处的这种沉寂状况，就难有实质性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人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人学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重大社会转型是同频共振的。在这一过程中，人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

　　首先，初步建立了系统化的人学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学研究者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初步建构起系统化的人学理论体系，形成以“人的存在论”、“人的本质论”和“人的发展论”三位一体的人学架构。也有学者将之称为“人学本体论”上的“实践生存论”、“人学历史观”上的“人的历史发展理论”，以及“人学价值观”上的“人的主体及其价值的理论”。其中，“人的存在论”主要从存在论层面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的本质论”主要阐发人性与人的本质、人的活动与主体性、人的个性、人的需要和利益、人的审美及自由问题；而“人的发展论”则侧重研究人的理想、人的素质、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和人的发展及其规律等问题。这种态势，借用人学学会前会长陈志尚教授的话来说，“如此多方面地系统论述人学基本理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可以说都是首次。”

　　其次，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主要理论问题的专题式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学研究和人学体系建构，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和方法指导下推进的。就此而言，其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人学。而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建构，不仅体现在初步制定了相对完整的人学体系，更体现在深化了对一系列人学领域内具体问题的理解。比如，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主张人的本质不是既成性而是生成性存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区分作为价值观的人道主义与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赞成前者而反对后者；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异化理论的关系理解，认为马克思对待异化问题经历了从早期的道德评价优先到成熟时期的历史评价优先的转换。这些观点，无论是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解史而言，还是就世界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史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再次，辐射带动了其它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推进。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学研究进程来看，比较自觉的人学形态之呈现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事实上，80年代对异化、人道主义和哲学体系改革的讨论，已经为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存在总体性反思打下了基础和前提。而90年代之后兴起的发展哲学、生存论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一定意义上正是在分享和参与主体性确立，以及人的存在总体性反思之后逐渐生发出来的。所以，上述这些分支研究领域与人学，具有高度的内在相关性。人学的这种辐射和带动性，还体现在人学已经被学者们默认为一种探讨问题的方法和视角，从而衍生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学探寻、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现代性语境中当代认同问题的人学考察、文学的人学向度和教育的人学视野，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人学研究存在的不足

　　首先，对学科边界的把握不甚合理。作为一个学科的人学尚处于生成中，当下的人学研究学科边界比较模糊，由此导当前人学的地位比较尴尬，似乎只要是研究与人的问题相关的学科都可以称为人学。这种学科边界的模糊与淡化，一定意义上消解和抹杀了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人学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又似乎受学科制约，在反复持守和探讨着人性与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发展规律等抽象化问题。而很多与人的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都被排除出人学研究的范围。比如，关于社会贫富分化所引起的公平正义问题、关于当今社会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失衡问题，关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当代人的新异化、不稳定阶层产生，以及关于当代人精神上的物化和虚无主义的处境等问题，要么被推给了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要么被推给了社会学或社会哲学，但都没有真正进入人学研究的领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学，其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无产者如何从贫困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并最终实现人类解放，那么，上述这些问题都应该是当前我国人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其次，专题化的深度拓展研究有待加强。总体上看，我们的人学研究还处于原理系统化编写阶段，而对相关核心问题的专题化研究，无论是广度方面还是深度方面都做得远远不够。即便如“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等论题已有了较为深入的专题化研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但进一步研究和拓展的理论空间仍很大。比如，对“生存意义”的研究，可以结合性别平等、数字人权等新议题专项突破；对“人的发展”的探讨，可以将生态正义纳入人学框架，在自然维度上深化批判资本逻辑下的生态剥削，在实践维度上设计“碳中和”进程中劳动者绿色技能培育等。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中，体系化建构与专题化深化是相互支撑的两大路径。体系化为专题研究提供框架，专题化则推动理论向具体领域纵深发展。但是，目前学界对人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学原理体系的建构，所做的工作，依然是借助诸概念和范畴的推导和演绎，而对人的本质、人的自由等问题进行专题化研究的则不多见。

　　第三，对现实社会生活关注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学研究兴起离不开现实的迫切需要。这就规定了人学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概念和范畴，而必须是社会现实。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学研究多注重对人学的思想史梳理和相关范畴的抽象演绎，而对当代人的重大现实生活问题关注不够。我国的人学研究进展，与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进程是内在一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特定条件下自有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但它本质上是以抹杀人的自由个性和压制个人的内在欲望为前提的。而1992年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以借助发展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解放人性。内生于这一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论争、人本主义的阐释、个人利益和能力本位的探讨等，事实上都以理论的形式推动和参与了上述我国体制转型与人性解放的过程。但总体上看，我国的既往人学研究，在研究取向上注重思辨的抽象演绎，而对当代人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关注不够。

　　未来人学研究的可能突破路径

　　关于今后人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应跳出原理编写思路，摆脱思辨哲学抽象化的桎梏，实现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联姻，特别要重点关注和解答当代人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样的问题，概括地说主要是两方面的，即物质的和精神的。这两者本质上都与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以及人受资本力量无处不在的宰制相关。在以后的人学研究过程中，应当重视探讨资本逻辑对当代人现实生存处境的影响。

　　同时，今后的人学研究可以从既往注重思想史梳理和体系建构，走向重点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对人学研究尤其是人学学科来说，思想史梳理和体系建构当然重要，这是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但是，人学研究不能停留于思想史梳理和体系建构，沉湎于抽象思辨，而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真正地面对人的历史性生存”。事实上，人学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正决定于其能否为现实中最迫切的课题提供独特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焦恒对本文以有贡献）

　　【本文系深圳大学高水平三期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重大项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现代城市文明典范建设路径和经验研究”（编号：24ZDZT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