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蕾（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闽江学院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郑小玲（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副教授；闽江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提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着对全球海洋治理的深刻思考，彰显了大国责任担当，为打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因此，加快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体系，着力提升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话语权，既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要之举，也是彰显中国担当、贡献中国智慧的有效路径。

　　破解西方话语垄断的战略之举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体系，是破西方话语垄断之局、解全球海洋治理之困、立中国海洋权益之言的战略之举。

　　一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矫正失衡治理秩序的现实需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体系，本质上是对工业文明时代“海洋霸权”“资源掠夺”思维的反思，亦是应对21世纪全球海洋挑战的必然选择。当前，海洋成为大国战略竞争前沿，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现有体系，存在规则滞后、治理主体碎片化、决策效率低下等弊病。部分国家将海洋问题政治化，炒作相关战略概念，强行将海洋治理纳入地缘对抗框架，岛屿主权、海域划分等相关争端持续涌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西方海洋霸权思维形成鲜明分野，既弥补了现有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固有缺陷，更以文明互鉴为内核，为全球贡献了全新的治理哲学。

　　二是凝聚全球共识、应对全球性海洋危机与挑战的迫切需求。现阶段，海洋污染、生态退化、资源枯竭等生态危机加剧，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更直接威胁沿海和小岛屿国家生存。各国在深海采矿规则、公海资源开发、北极航道利用、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等领域竞争加剧，潜在冲突风险上升。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话语框架，可推动建立平等有效的技术共享、伦理审查等国际机制与规则，避免科技优势异化为新的海洋霸权，确保开发活动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

　　三是回应中国诉求、匹配国家实力与权益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全球海洋治理观并非单一概念，而是由海洋强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色伙伴关系、共商共建共享治理观以及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构成的有机整体。近年来，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成效显著，海洋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海洋科技实现突破，海上军事力量稳步提升，为参与全球治理、塑造国际话语权筑牢物质与力量根基，但制度性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仍存在显著落差。在南海岛礁建设等核心海洋权益问题上，我国亟须一套能清晰阐述自身立场合法性、和平性、建设性的国际话语体系，对冲“中国威胁论”等不实叙事，争取国际理解支持，为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有利舆论环境。

　　打造海洋治理新范式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体系，当以理念为魂、以实践为基、以共赢为桥，三者相辅相成，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话语支撑。

　　一是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根本遵循。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实现从国内走向国际、由深度参与到引领全球海洋治理的跨越，中国提出的全球海洋治理新观念、新主张，是对国际格局变革的主动回应。海洋命运共同体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系统性与整体性思维，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全球视野，突破了西方传统海权论的单极霸权逻辑与殖民扩张思维，通过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海洋治理新范式，在实践中推动形成包容互鉴的海洋发展新秩序。

　　二是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为依托。中国通过政策创新、技术输出及国际合作，在维护海洋和平安全、推动海洋文化交融、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领域持续发力。2012年以来，我国累计向国际组织提交涉海提案800余份，深度参与环境保护、资源养护等国际规则制定，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紧密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海洋十年”等重大倡议。同时，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实践平台，依托重点项目牵引，加强海上互联互通及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共建国家实现合作共享、优势互补。

　　三是以与各国共享发展、平等对话为载体。促进和平发展、平等协作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一方面，中国稳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各国共建蓝色伙伴关系，深化海洋经济、科技、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作为海洋大国，应准确把握国际环境新挑战新机遇，增强海洋国际话语体系与外交事务的耦合度，以海洋命运共同体核心要义为指引，建立融合多元文化与深厚情感的话语表达体系及叙事结构，在国际争端中坚守多边主义，通过对话妥善化解分歧。

　　提升话语权的关键举措

　　提升全球海洋治理话语权，当以产品供给创新模式、以规则制定夯实制度、以传播推动构建叙事。

　　第一，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探索全球海洋治理新模式。我们应充分发挥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等机构作用，加大基础性海洋信息产品供给，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数据支撑。制定蓝碳交易计量认证规则并向太平洋岛国推广，为非洲、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定制海洋空间规划决策支持系统，通过技术转移提升其治理能力。同时，强化海上力量建设，在人道救援、打击犯罪、危机应对等领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维护海洋安全与秩序。

　　第二，参与国际海洋法规标准制定，注重制度性话语权建构。中国可以立足全球海洋发展新问题，在夯实理论研究基础上，积极倡导建立新的国际规则、标准与制度，以此丰富话语体系。以《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谈判为契机，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深度融合，强化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通过二十国集团峰会、联合国“海洋十年”大会等平台，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第三，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多元海洋治理叙事矩阵。我们可以打造“政府主导+智库协同+民间参与”传播主体结构，培育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等涉海组织，增强非政府渠道话语渗透力。突破传统单向传播模式，构建多层次传播网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原郑和下西洋场景，宣传船政文化、妈祖文化，扩大中外话语共通空间。针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及国际关切，精准匹配传播内容，以事实澄清误解，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海洋治理政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