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4月2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主办的“农民养老金专题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等机构的1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民政部老龄工作司负责人和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消费司、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相关处室负责人出席会议并参与交流。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郑功成主持会议并做会议总结。他介绍了会议背景，强调本次会议聚焦农民养老金问题，旨在为解决农村高龄老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凝聚共识，为推动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发展提供理性、专业的咨政意见建议。

　　郑功成指出，要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包含农民在内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所取得的成就，这是进一步解决农民养老金问题的前提。2009年启动的农民养老保险试点，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覆盖部分地区到覆盖全国的发展过程。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缩小不同群体的待遇差距，而农民群体特别是高龄农民群体是最需要也是最值得优先考虑的对象，尽快采取措施提高其养老金待遇具有多重意义：一是解决高龄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二是承认老一代农民为新中国发展和国家财富积累所做出的特殊历史贡献；三是维系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代际传递，正向激励农民工参加职工保险；四是发出了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信号，能够增强民众对制度的信心，进而提振居民消费，助力乡村发展。他强调，解决农民养老金偏低问题，关键是需要把握好如下几点：一是采取理性渐进、分类推进的策略。即对老一代农民宜通过分年龄段增加基础养老金的方式，对当前与未来的农民则需要在激励其参保缴费上下功夫，前者是福利性增长，后者是增强社会保险色彩。二是解决“钱从何来”。可以多渠道筹措，将投资于人的宏观政策优先落实到农民特别是提高老一代农民基础养老金上。三是及早转化为凝聚民心、提振信心的现实行动。如果公共财政资金筹措一时有困难，可先从80岁及以上老人开始，再向70岁延展，年龄愈大增幅愈大，临近领取待遇的农民亦可以采取允许其补缴一定养老保险费的措施作为过渡性措施，无论具体方案如何，均宜尽早释放信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刘守英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提供高龄农民养老金是必要且合理的政策取向，需要尽快推进。他通过乡村调查分析，当前农村老人可以归纳为五类：一是80岁左右、丧失劳动能力、入住养老院的老人；二是年近七旬、因每月仅百元养老金而仍需从事农业劳动的老人；三是早年外出务工、返乡后将积蓄用于建房但缺乏持续养老保障的老人；四是曾随子女进城生活但因不习惯而返乡、尽量不靠子女赡养的老人；五是有城市退休保障、选择回乡养老的老人。他指出，农村养老保障也应重视农村老年群体的精神层面，前四类老人普遍面临养老安全感不足的问题。完善农民养老金制度，能够有效增强农村老人的心理安全感。他建议，应重点关注70岁以上无稳定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适当提高养老金水平，使其不必为维持生计而继续从事重体力劳动。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教授指出，无论从道义关怀还是提振消费的角度，都应加快提高农民养老金待遇水平。推动此项工作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并将其打造成凝聚民族向心力的民生实事。他建议以中央一般公共财政预算为主，地方承担配套资金，对特殊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他还建议明确牵头主管部门，将农民养老金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以刚性考核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翼教授表示，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大量集中在农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虽实现全覆盖，但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存在明显差距。当前多数参保居民缴费档次偏低、个人账户积累不足，养老保障主要依赖基础养老金等问题，老年群体依靠子女养老的传统模式也难以为继。他强调，应从“十五五”开始实施基础养老金倍增计划，遵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合理提标，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担机制；同时提高个人缴费最低标准，加大集体与政府补贴力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常住地参保，持续完善制度、缩小城乡待遇差距，让农村老年人口更好共享发展成果。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指出，解决农民养老金问题具有紧迫性，其关键在于财政部门的实质性支持，应将其纳入公共预算。他强调，改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不能仅依赖养老金，还需关注养老服务与精神慰藉问题。他主张创造条件，让农村老人自愿选择进城养老，通过城市的公共服务规模效应和基础设施资源，从根本上解决留守老人的孤独与保障难题，有效提升其晚年生活质量与尊严。在此基础上，他从提高养老金水平、设立专项基金、改善城市保障房政策等角度提出了具体建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指出，提高农村养老金的关键在于资金来源。当前我国GDP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占比下降，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本就承压，财政调配难度大。他就此提出了具体建议。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王延中教授认为，提高农民养老金待遇水平，需要调整政府责任的重心，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将生产环节中明显过剩的投资资源转向民生领域。在具体的政策对象上，应依据地区、年龄、财产状况和家庭结构等因素进行分类施策。此外，未来可以考虑扩大低收入群体认定范围，做好农村养老金制度和低保制度的衔接。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兼养老金分会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教授指出，“保基本”是中央关于社会保障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一。他强调，作为养老保障的核心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至少应高于低保标准，这是保障农民基本养老权益的底线要求，未来应该转变认知、优化资金配置。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虽名为“保险”，却未真正具备保险属性。建议未来可借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成熟模式，调整制度设计、强化社会互济，将部分积累资金用于当期待遇发放，让参保农民切实受益。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席恒教授指出，建议未来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同时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公式，引入全国社平工资，缩小地区、城乡和群体之间待遇差距。针对高龄老人则可以定向发放特殊津贴。此外，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也能减轻老人支出负担。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鲁全认为，讨论农民养老金问题要放到“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优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全局中考虑，提高高龄农民的养老金具有历史补偿性和现实急迫性。他建议，要聚焦中西部地区的、养老金水平较低的、仍然在从事农业劳动的高龄农民。他指出，中西部地区高龄农民养老金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都比较低，其提高养老金的期盼也最高。可以参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生活支出以及恩格尔系数等指标，尽快提高高龄农民养老金的水平。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服务分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青连斌指出，当前已基本形成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共识，解决这一问题要跳出社会保险的一般范畴。从现状来看，农民养老金水平长期偏低，与城镇职工养老金的差距持续扩大，其提升步伐亟须加快，待遇标准至少应向低保水平看齐。他强调，农民养老金问题本质上是制度安排问题而非财力问题，制度设计应力求统一、简单、易操作，并体现公平原则。在推进过程中，要避免引发新的矛盾。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金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教授指出，当前，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的人均补贴远高于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补贴，这一差距需要逐步缩小。此外，可通过多项措施激励有能力的农民缴费，可以考虑支持子女为农村父母缴纳养老保险费，所缴费用直接计入老人的个人账户，并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对额度范围内的缴费予以税前扣除。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理事、社会救助分会理事、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冯朝睿表示，提升农民养老金水平，特别需要关注到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民群体。她指出，要从满足民生诉求、解决现实困难、促进社会公平、提振居民消费以及改善青年农民对未来的预期等综合视角来考虑。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还要加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巩固兴边固边国策的维度。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慈善分会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陈斌指出，在讨论农民养老金问题时，不能忽略这一制度的社会价值以及对维护老一代农民晚年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客观正视老农民的历史贡献与现实生活困境。养老金政策要更具针对性，重点关注那些急需帮助的高龄农民群体，同步通过完善医保制度、发展农村互助养老事业，全面解除其后顾之忧。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秘书长、慈善分会副会长刘佑平指出，农民养老金问题并非单纯的经济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他表示，农村高龄老人依靠自己劳动解决生计问题或改善生活的现象并不罕见，这表明养老金制度在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以及高龄农民的急难愁盼是“十五五”时期应当加快解决的社会问题。他建议，需区分当下老年群体与未来老年群体、城乡不同农民群体以制定差异化保障制度，在提高高龄农民养老金以增强其保障功能的同时，推动养老金保险与医养结合模式落地，以家庭为单位统筹规划养老保障，同时借助社会组织与慈善力量补充精神慰藉服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相关司处负责人亦做了发言。主管部门代表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农民养老金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尽快提高农民养老金特别高龄农民基础养老金水平，既是化解老一代农民现实困难和树立民众对公共养老金制度信心的必要举措，更是对历史奉献者的制度性反哺，是缩小城乡差距、夯实乡村振兴底色的关键之举，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尽快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措施回应社会关切。（供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