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元志（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技与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表明人工智能的政策定位正在由技术突破、产业培育进一步上升到经济运行方式层面。与“人工智能+”、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推广、重点领域规模化应用相伴随的，是开源生态、算力设施、数据制度和人工智能治理的系统部署。从理论上理解智能经济新形态“新”在何处，对于把握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机遇至关重要。

　　智能经济新形态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态展开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概念不能脱离新质生产力这一更高层次的理论坐标来理解。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同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回答的是新时代先进生产力如何形成的问题，智能经济新形态所涉及的，则是这种新生产力如何在人工智能广泛渗透条件下表现为新的配置方式、组织方式和增长方式。因此，智能经济新形态不是对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简单重复，也不是数字经济的自然延伸，而是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条件下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形态展开。它所指向的，不只是某项技术更先进、某个产业更壮大，而是人工智能正在由单点突破、局部嵌入走向对经济体系的广泛渗透和结构重塑。

　　如果说工业经济的本质，是机械动力的规模化配置；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信息能力的规模化配置；那么智能经济更深层的特征，则在于部分认知能力的规模化配置。过去，认知能力主要附着于个体经验、专业人员和组织层级之中；现在，越来越多识别、理解、生成、判断、调度和协同等活动，开始通过模型、知识系统、智能体和平台服务被外显化、结构化和系统化，并重新进入经济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智能经济新形态可以理解为：部分认知能力开始通过认知基础设施被规模化供给，并被重新配置到市场交易、组织运行和治理过程之中，由此推动经济运行方式发生系统性变化。

　　认知能力重组是智能经济的关键机制

　　把握智能经济新形态，不能停留在“人工智能应用更广泛”的表层判断上。更关键的是，人工智能为什么能够由技术变量上升为影响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力量。对这一问题，如果仅从“数字经济深化”或“技术进步推动增长”的角度加以解释是不够的，更值得把握的是部分认知能力如何能够被规模化供给，并重新嵌入经济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智能经济的关键，不只是单项技术能力提升，而在于部分认知能力正在被重新配置到市场交易、组织运行和治理过程之中。由此带来的核心问题，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与安全”或抽象的“效率与公平”，而是认知能力社会化供给与既有制度结构之间的不适配。

　　这一矛盾的要害在于，认知能力的供给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但组织结构、责任归属、产权安排和监管逻辑仍主要建立在旧前提上。能力越来越可以由系统提供，责任却仍主要要求自然人或传统组织承担；智能体越来越可以进入执行层，权限设计、审计规则和问责机制却明显滞后；平台开始不仅连接供需，而且配置认知能力，但制度仍主要按连接型平台来理解和监管。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只是技术能不能应用，而是新能力供给方式如何与旧秩序相协调。

　　进一步看，智能经济的经济学意义，还在于它正在改写经济活动中的成本结构。长期以来，市场运行和组织运转中存在一类重要却常被忽视的成本，它们并不主要表现为运输、仓储和能耗，而主要表现为信息获取、搜索发现、供需匹配、判断决策和协同执行所需要付出的高强度认知投入。过去，这些活动大多只能依靠人来完成，而且往往昂贵、分散、不可复制。现在，模型、知识系统、智能体和人机协同系统，正在使这类活动越来越多地被系统承接。也就是说，智能经济真正压低的，不只是一般性交易成本，而是认知型交易成本和认知型组织成本。

　　智能经济正在改变基本经济范畴

　　智能经济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它带来了新的技术工具和新的产业赛道，更因为它已经开始触及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基本范畴。

　　智能经济正在改变劳动。我们要看到：智能经济中发生变化的，不是劳动是否存在，而是劳动过程中的部分认知投入正在被重新分配。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体力劳动机器化，智能经济更深的变化，则是部分识别、判断、组织和调度等认知劳动开始机器化。由此，劳动研究如果仍然只把劳动理解为“由人提供的劳动”，显然是不够的。更值得研究的是，人、模型和智能体如何共同构成劳动过程，劳动内部的认知投入如何被重新组织。

　　智能经济正在改变资本。智能经济中的关键资本，未必只是机器、厂房和一般数字资产，而越来越包括认知基础设施、场景、组织知识、工作流以及可调用的模型能力。真正重要的，往往不只是“谁拥有模型”，而是“谁拥有能够把模型嵌入流程、持续放大认知能力的基础设施和组织条件”。

　　智能经济正在改变价值创造。在智能经济中，价值创造不只是“生产更多产品”，而越来越表现为更快形成判断、更高质量实现匹配、更低成本组织协同，以及更高效率地把个体经验沉淀为系统能力。价值来源正在部分从“物的生产”转向“认知与协同的重组”。

　　智能经济正在改变组织。智能经济重新激活了一个经典问题：为什么会有企业，为什么企业会以现有方式存在。因为一旦认知型交易成本和认知型组织成本都下降，那么很多过去必须内部化的能力，就可能开始外部化；很多过去依赖层级管理、人工对接和经验判断完成的事务，就可能开始平台化、协议化和智能体化。换句话说，智能经济不仅提高企业效率，而且可能改变企业边界形成的逻辑。

　　从理论层面看，新质生产力、智能经济新形态与认知配置之间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关系结构。新质生产力回答的是新时代先进生产力如何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回答的是这种生产力如何在人工智能条件下表现为新的运行方式，而认知配置揭示的，则是其中最值得把握的中介机制，即部分认知能力何以能够被规模化供给并重新嵌入经济过程，从而推动经济形态发生变化。

　　总的来看，智能经济新形态真正的“新”，并不单纯在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是否更强，而在于认知能力开始被重新配置。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不再只是技术变量，而开始成为影响要素配置、生产函数、组织边界和治理结构的内生力量。从理论上看，智能经济新形态不应仅从技术应用扩展或产业成长逻辑来理解，而应从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条件下的运行形态展开来把握。把握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层次理解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经济运行方式变化，也有助于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