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雷（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地方金融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中国金融学迎来从借鉴引介转向自主建构的宝贵机遇期。身处国内金融转型、全球金融治理重构的双重变局之下，广大金融理论工作者应紧扣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要求，立足基本国情、深耕本土实践，跳出套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现实的固有思路，聚焦时代发展大势与群众现实需求，全力打造自主原创、务实管用的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用心作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既是构建本土金融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学理根基，也是打破西方金融话语垄断、建设中国原创金融理论的核心路径，更是学界践行使命担当、推动金融学科与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回应“人民之问”，是中国特色金融理论的根本价值立场

　　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保障社会民生为初心使命，其价值在于回应群众期盼、破解民生难题。这不仅是中国特色金融理论最根本的价值立场，也是区别于西方主流金融理论的核心标识，最终决定我国金融发展的理论方向与实践底色。

　　长期以来，西方金融理论价值体系一直以资本增值与利润最大化为核心导向，服务逻辑天然向高净值人群、大型企业倾斜，片面放大金融逐利属性，有意无意淡化金融服务大众的社会价值，归根到底就是用商业化逻辑消解金融的人民性，致使社会普通民众、低收入群体、小微经营主体长期遭受金融排斥。这种只注重商业化运作的模式显然不适应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金融发展道路，无法真正回答“人民之问”。

　　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方向，自始至终坚守“金融为民”的初心使命，把民生金融短板作为研究突破口，以追求金融服务的公平性、普惠性、可得性为核心目标，既适配优质企业、高净值群体的投融资需求，更聚焦基础教育、家政服务、养老护理、返乡创业、医疗应急、社区便民服务等民生领域金融短板，破解城乡普通民众、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人员、小微主体面临的融资困境，破除传统金融的服务壁垒，让有限金融资源精准流向民生薄弱领域与重点群体，消解金融排斥现象，真正回答好“人民之问”。

　　这一民生导向的金融实践，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构建适配中国本土市场的金融理论体系，坚决摒弃对国外金融理论的盲目照搬与机械模仿，凸显金融的人民性内核，自主构建契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定价和风控理论，持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普惠化的金融需求，从价值理念、政策导向上推动“金融为民”，形成区别于西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本土理论框架，建成以人民为中心、适配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理论体系。

　　回应“中国之问”，是构建本土金融理论的立论根基

　　历史经验证明，我国金融市场规模、结构特征、运行模式、监管体系、发展路径均有别于西方国家，如果照搬西方金融理论、分析范式与研究框架，并不能适配我国金融体制属性与市场发展实际，必然出现“水土不服”情况，无法科学解释中国金融现象、解决中国金融问题。要回答好金融领域的“中国之问”，核心就是立足中国国情、扎根本土实践，从价值逻辑、制度逻辑、运行逻辑三个维度构建自主金融学理体系。

　　一是以价值逻辑回答“金融为谁发展”的目标之问。西方金融理论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核心价值导向，资本优先高于社会公平，催生金融逐利化、服务两极化、资源错配化等固有问题。与之截然不同，中国特色金融理论的核心价值是金融为民，将金融的公共属性、社会属性置于资本属性之上，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保障社会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为研究目标，打破西方“唯利润、唯效率”的单一评价标准，重塑金融发展的理论价值，解答新时代金融产业“为谁发展”、金融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性问题。

　　二是以制度逻辑作答“金融靠什么发展”的市场之问。西方金融植根于自由市场化的资本主导环境，容易滋生风险外溢、频发周期性危机的短板。我国金融立足有效市场理论与有为政府治理相统一的优化范式，以理论顶层设计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内核，以金融监管规则约束资本无序扩张，以普惠金融理论补齐民生金融短板。市场实践多次证明，这套制度框架稳定可控、行之有效，既能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效率与公平，也能平衡商业属性与普惠属性，从根源上破解西方金融“自由放任滋生风险，资本逐利有碍公平”的固有困境。

　　三是以创新逻辑解答“金融如何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之问。西方金融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金融资源多向头部企业、高净值群体集中，信贷配置失衡、金融排斥问题突出，难以兼顾金融发展的均衡性与可持续性。中国特色金融跳出单一逐利的传统逻辑，重构了市场运行的底层逻辑，不再以资本收益为终极目标，而是将服务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普惠作为核心主线，统筹兼顾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市场化运作、政策性兜底、普惠性覆盖的有机融合，形成了优于西方市场的稳健、均衡、普惠的金融运行机制，走出一条稳健均衡、包容持续的发展路径，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制度根基与实践支撑。当然，我们强调理论主体性与本土立场，不等于闭门造车、搞“关门主义”，而是在开放借鉴中实现自主创新，做到“博采众长、融合创新、为我所用”，建成能够解释中国实践、指导市场发展的金融理论体系。

　　回应“时代之问”，是中国金融理论迭代升级的动力源泉

　　当前，我国进入科技迭代升级、业态深度变革的时代，不仅加速重塑市场格局和服务模式，同时也为金融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与实践土壤。我们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面对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等创新实践进行深度梳理、系统编码，提炼具有时代特色的金融理论内核，构建能精准把握市场运行规律、预判行业趋势的现代金融知识体系，在当今时代挑战中勇立潮头、引领实践。

　　在研究导向上，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时代导向相统一，主动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要求。既要扎根基层实践、聚焦民生短板，更要以时代变革为牵引，把产业转型难题、金融治理诉求转化为理论创新，贯穿课题攻关、成果转化全过程，以学理创新回应时代变革、以理论突破解决市场难题，回答好新时代金融“如何转型、如何赋能、如何发展”的时代之问。

　　在研究内容上，打破单一研究模式，推动质性与量化、规范与实证、宏观分析与微观解读深度融合，实现各类研究视角互补协同，聚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金融领域重点难点问题，重点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科技金融落地应用、智能化风险防控等关键领域展开深耕，立足中国金融发展现实提炼原创命题，挣脱西方理论框架束缚，推动金融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的时代性、前瞻性，让理论研究真正服务于金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事业。

　　在研究价值评估上，坚决破除“唯洋、唯刊、唯引用”的片面评价导向，将理论原创价值、实践应用能力、行业社会影响、民生服务实效确立为学术评价核心标准，引导广大金融理论研究者深耕本土实践，传承经世致用的中华治学理念，以科学评价体系匡正学术研究风气，推动理论研究回归市场实践、促进科研成果赋能民生需求，树立扎根中国、守正创新的金融学术评价新风。

　　在研究范式上，需要辩证把握金融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关系。尽管全球拥有公认的金融基础理论，但各国金融发展始终根植于自身制度体系、文化底蕴与法治环境，其路径选择与发展模式依然呈现差异化特征。基于此，构建中国自主金融知识体系，必须秉持辩证思维，科学把握金融发展的普遍性与本土实践的特殊性。既要尊重现代金融通行原理与客观规律，破除固步自封的狭隘认知，又要立足我国制度禀赋与发展现实，摒弃盲目推崇外来范式的固化思维，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深植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跳出西方理论固有的分析框架与逻辑预设，以解释本土现象、破解现实难题为导向，重塑研究视角、逻辑与方法，推动金融研究从套用外来范式向生成中国范式转变，实现守正与创新、借鉴与自主的有机统一，产出更多原创性、前瞻性的金融理论成果，回答好“时代之问”。

　　回应“世界之问”，是中国金融理论的大国担当

　　近年来，我国金融领域原创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诸多论文刊发于国际权威期刊，逐步获得全球学界认可。与此同时，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深度融入国际学术圈，跨国学术交流与合作也不断走向深入。

　　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全球金融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如今全球金融治理问题凸显，市场动荡、资源分配不均、南北发展失衡等问题交织，传统国际金融理论已然难以适配现实需求。这也对我国金融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立足全球视野打造原创理论，助力化解全球金融治理困境、服务世界可持续发展，也要坚持开放姿态，以系统性举措推动行业发展。

　　第一，拓宽国际交流渠道，依托权威期刊与学术平台主动发声，强化国际对话互通能力，积极传播中国金融智慧，推动中外学者常态化对话互鉴。

　　第二，恪守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秉持严谨治学态度，遵循国际金融学术通用准则，打造逻辑完整、内涵明确的理论表达，清晰阐释中国金融的发展逻辑与价值取向。

　　第三，依托我国成熟的制度经验、市场实践与创新成果，着力打造立得住、传得开、影响广的标识性学术概念，不断拓展国际交流、深耕理论研究，以原创成果赋能全球金融理论发展，聚焦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人工智能风险防控等特色领域，产出高质量、可对话国际的学术成果，在互学互鉴中增强国际话语权，传播中国金融理念与发展经验，推动国际金融理论体系优化完善，为全球金融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解答好金融领域的“世界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