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淮南，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视野下中国思想史跨文化传播。出版专著《中国面孔：文物上的中华民族》《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主编《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聊斋画梦》《国宝记忆》等。主持采写出版《关注中国》(英文版ON CHINA)《印象中国》《领导中国》《聚焦中国》等。

《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出版后，翁淮南常常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从“面孔”进入文物世界？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翁淮南看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写作角度。从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到《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以下简称《何以华夏》），再到《中国面孔：文物上中华民族的凝望与记忆》（以下简称《中国面孔》）和《看脸——国宝里的中国面孔》（以下简称《看脸》），他所做的事情始终有一条线索：通过文物解读中国，用中国面孔讲述中华文明。

　　“从我的工作背景看，读懂中国，需要从文物中感知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翁淮南说，“这个中国，是在百万年人类史基础上，经由一万年文化史的积淀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演进，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看脸》没有按照常见的文物分类方法展开。书中没有把重点放在青铜器、玉器、陶器、壁画、石刻的器型、年代和工艺上，而是把目光落在一张张脸上：北京人复原头像、伏羲女娲像、人像彩陶罐上的少女、孔子衣镜上的孔子、秦代文官俑、跪射俑、大禹像、愚公移山中的人物形象……

　　这些面孔有的来自考古遗址，有的来自博物馆藏品，有的来自壁画、画像砖和书画，有的属于古人，也有的属于今天。

　　翁淮南说：“只要看看脸，就会知道我们是与众不同的，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根在哪里、未来在哪里。”

　　从文物中寻找没有断掉的文明路径

　　在翁淮南看来，“何以中国”并不是一个只属于学术界的问题，“它也关乎今天的人如何理解自己”。

　　“探寻‘何以中国’的过程，就是在文物铭刻的同心圆式文明基因与‘求中’的文化坚守中，找到那条人类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路径。”

　　这条路径，在他的写作中并不是一条单线的历史叙述。它既有考古发现，也有典籍文献；既有黄河、长江、珠江、长城、运河和丝绸之路等构成的文化空间，也有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共同创造的文化遗存；既有器物，也有人。

　　在《中国面孔》中，翁淮南曾以“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三大篇章，串联起一组组跨越时代的形象。他希望借由这些面孔呈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面孔只是切口。它背后仍然是文物，是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翁淮南并不回避“何以中国”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对他来说，文物并不是用来装饰结论的材料，而是理解问题本身的依据。“‘面孔’让文物不只停留在学术研究和展览说明中，也让普通读者可以通过一张脸，进入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翁淮南说。

　　《何以华夏》“以物证为根，立足考古实证”，重在“以文物证历史、以实物明晰脉络”，《看脸》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把“理性、有距离感的物证”转化为“可共情、可触摸的面孔”，用叙事、情感和画面拉近人与历史的距离，让专业知识“走出书斋、抵达大众”，把“这些物证重新放到人的面前”。

　　“物证立骨，面孔传神。”翁淮南这样概括两本书的关系。这8个字，也是翁淮南的写作方法。

　　先有物证。一件文物是什么，来自哪里，处于怎样的时代和文化情境中，必须经得起研究。然后才是“传神”。不是脱离文物随意想象，不是把历史写成无根据的故事，而是从文物本身出发，去理解其中的人、情感和时代。翁淮南曾说，自己一直在探索“学术解读的文学表达，文学表达的学术深度”。

　　这与沈从文有关。“沈从文先生曾在国博工作30年，是我的前辈。”翁淮南说。采访中，翁淮南多次提到沈从文，说沈从文“用文学手法解读‘坛坛罐罐、花花草草’”，对自己写作影响很大。他的办公室里，一整套《沈从文全集》摆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我在图书资料岗位一直能感受他留下的教诲：要做好文献研究，更要做好一线调查研究。”翁淮南说，文物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材料和概念里，也要回到文物、回到现场、回到人。

　　如今，翁淮南始终坚持做田野调查和第一手观察。在他看来，做文物研究有一条“捷径”，就是走进“原境”，寻找一个个“为什么”。一件器物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以这样的形象出现？为什么有这样的纹饰、姿态和脸？它与周围遗址、墓葬、自然环境、历史文献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无法只靠资料搜索回答。“可以说，坚持做大量田野调查和第一手观察是我们百年国博留下的传统。”他说。

　　为什么是“中国面孔”

　　“中国文物”和“中国面孔”，在翁淮南看来，都是有个性的中华文明标识。

　　“但两者抵达公众的方式不同。中国文物承载着文明基因，但器物、纹饰、形制相对抽象。”翁淮南说，“中国面孔则以人的形象直接呈现精神气质，自带认同感与亲和力，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肖像。”

　　这正是他选择“面孔”作为切口的原因。翁淮南说，在《中国面孔》中选择面孔时有这样一个标准：时间上，要覆盖中华民族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内容上，要呈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形象上，要兼顾“平淡、欢喜、幽默、愤怒、悲伤”等不同表情，也要呈现“自信、勤劳、勇敢、智慧、坚韧”等精神状态；物证上，要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涉及陶器、瓷器、玉器、青铜器、壁画、石刻、雕塑、书画等多种文物。

　　“大禹的坚毅、愚公的顽强、孔子的深邃等，都以面孔定格为精神标识。”他说，“它不只是容貌，更是身份、信仰、品格与家国情怀的凝结。”

　　在文物研究中，一张脸当然首先是图像、造型、艺术语言。但在翁淮南笔下，它还是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留下的表情。

　　一个时代如何理解勇敢，如何理解美，如何理解秩序，如何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可能被保存在一张脸上。因此，《看脸》里的面孔并不整齐。有微笑，也有愤怒；有平淡，也有悲伤；有庄严，也有幽默；有英雄人物，也有普通人；有帝王将相，也有少年、母亲、使者、说唱艺人等。

　　在翁淮南看来，文明并不只存在于制度、技术、文字和器物中。它也存在于人的情感中。

　　他在《看脸》中反复谈“情感共鸣”，他认为，相比制度和器物，“情感更容易穿越时间”：“数千年前的人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会爱，会等，会害怕，会失去，会在灾难来临时保护孩子，也会在生活中笑出来。”

　　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出土的人像彩陶罐，是翁淮南经常提起的一件文物。他形容那张脸“清秀、典雅，露出迷人的神秘微笑”。

　　在《看脸》中，他把它与《诗经》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联系起来。“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翁淮南引用《蒹葭》里的句子，谈古人对于相遇、爱情和生命的理解。他说，面对河流，人们会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渺小。爱在这种处境中，成为一种回应。

　　“这种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文明基因的代代相传，也是中华文明不曾中断、生生不息连续性的最鲜活证明。”

　　翁淮南说，自己在写《中国面孔》时，“加了几小碟料”。这些“料”，后来被概括为6种味道：古典味、中药味、茶与咖啡味、低度酒水味、土地味、树根味。古典味，来自《尚书》《左传》《国语》《史记》《诗经》《楚辞》等文献与文物之间的互证。中药味，来自他对于“气”、力量和精神状态的关注。茶与咖啡味，来自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意识。低度酒水味，来自历史叙事中需要保留的梦幻、空灵和诗性，“像巫师营造礼器一样，营造梦幻和空灵状态”。土地味，来自中国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树根味，则指向文化寻根和文明共同体。

　　“希望通过味道隐喻实现文明阐释的感官化与生活化。”翁淮南说，自己想通过《中国面孔》这本书，把文明写成能够被看见、被闻到、被感知、被体验的东西。

　　“面孔”可以让文明在共同的人类情感上相遇

　　翁淮南谈国家博物馆时，曾把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称为“对手”。他说，作为“国字号”，要有自己的参照系。但翁淮南更强调的是交流和合作，“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国家博物馆需要加强同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等交流合作”。

　　在他看来，中国故事非常丰富，“问题是，怎样讲给世界听”，“我想以‘中国面孔’等为切入点，促进中外文明对话更共情、更平等、更深刻。”

　　这也是“面孔”叙事的另一层意义。一张脸，不需要复杂的翻译。一个人的微笑、坚毅、忧伤、责任感，往往能够跨越不同文化背景被理解。

　　翁淮南举了“太阳人”石刻这个例子。中国远古先民将人脸与太阳结合，表达对光明、生命与自然的敬畏。这种表达方式，与古埃及、古希腊的太阳神形象并不相同。但在他看来，它们的“精神内核存在相通之处：人类对光明的向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存的祈愿等，而‘面孔’可以让文明在共同的人类情感上相遇”。

　　当今世界，新技术、信息流、短视频、人工智能在不断改变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改变人们认识历史和世界的方式。“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强调回望。这不是要求年轻人停在过去，而是希望年轻人在过去中找到位置。”

　　翁淮南提到，国家博物馆大厅里的巨型花岗岩浮雕《愚公移山》里也有孩子，“孩子还没有铁锹高，但孩子也在队伍里”。在翁淮南看来，愚公移山最重要的并不只是“移山”，而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它不是一个老人独自完成的壮举，而是一群人、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做一件事。今天的年轻人未必需要去“移山”，但仍然会面对自己的山：学习、工作、创造、科研、生活、公共责任，以及一个时代提出的问题。翁淮南说，通过这些面孔，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的路径，“过去怎么来，还能走到哪，还能走向未来”。在他看来，青年认识大禹、愚公、孔子、王昭君、文成公主，并不是为了“重复过去的故事，而是为了理解，自己不是孤立地站在当下。自己也站在一条很长的文明脉络里”。

　　如果《看脸》写的是国宝里的中国面孔，那么今天中国青年脸上最应该出现什么样的表情？采访接近尾声时，记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翁淮南没有直接回答，而翻出《看脸》中的一张年轻面孔。那是一个距今约3800年的少年形象。

　　翁淮南说，你看这个“小帅哥”，特别阳光，吹着口哨，看起来特别开心，这张脸清澈，也有肌肉，还带着时尚感，“双手插兜，走路带风”。

　　在翁淮南看来，今天的中国面孔不应该是沉重的，也不应该是僵硬的。“它可以清澈，也可以阳光；可以有力量，也可以有属于年轻人的时尚和自信。更重要的是，它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希望他们在看见大禹、愚公、孔子、秦俑、彩陶少女、陈祥榕时，也看见自己，看见一条没有断掉的文明路径，看见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往前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