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康令（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拥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典礼文化，“礼仪三百”的典籍记载卷帙浩繁，“威仪三千”的历史实践灿若星辰。《中华传统典礼文化》（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一书认为：数千年来，中国历代政权共同积淀而成了博采众长、历久弥新的礼治之道，滋养和护佑着中华儿女对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美好向往和殷切期盼。

　　“天地人和”的文明基因

　　典礼的产生源于阶级的出现，劳动分工和阶层分化催生了国家典礼。为了贯彻自身的阶级意志和确保正常的统治秩序，统治阶级需要建立制度规程和推行政治措施，其中的一些具有突出的象征性和浓厚的仪式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距今5300年前，中华文化圈的融合开始加速，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用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这是中华传统典礼文化的雏形。根据政教、外事、兵戎、农耕、狩猎、宗族、文化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各个门类的重大典礼愈发增多。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华文明发端并且依托于农耕生产和农业经济的文明体系，因此极为重视挖掘提炼“天”“地”“人”各自的内涵属性以及统合构建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复杂变化，在华夏先民的精神世界和信仰空间里，一方面对“天地”的神圣性和超越性始终敬畏有加，一方面则在观察自然和顺应自然的过程中对“人”之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有了朴素辩证的总结提炼。遵循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本质乃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周易》的至高追求是崇德广业，“象天”“法地”最终指向的是人类社会的良政善治。

　　中国古人在进行对天“观象授时”和对地“体国经野”的活动中，逐渐将宇宙和自然的时间和空间结构统一起来，尤其是将“四时”（春、夏、秋、冬）与“四方”（东、南、西、北）相适相配，从而明确了自身在自然万物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独一无二的定位。

　　人虽然无法取代天地，但却能合和天地之德，特别是“乾”之健动不息的创生品格和“坤”之厚德载物的接纳品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礼乃“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作为仁的外化和德的规范，礼尤其是国家典礼进一步成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宏旨的必要举措。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传统典礼文化始终蕴含着“天地人和”这一王道理想的标识性文明基因。

　　随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尊崇“天地人”的观念逐步延伸丰富为尊崇“天地君亲师”的观念。《荀子·礼论》有云：“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此乃“礼有三本”。“君亲师”是对人的存在维度的立体展开，即“人有三本”，表明礼的精神既贯通天、地、人，又联通政治、社会、文化。于是，由人组成的家、国、天下便可通过重大典礼几近三极之道，或者说努力企及天地人三才之道。

　　“礼乐政刑”的实践功能

　　古代中国推崇的理想化治国理政体制是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礼记·乐记》指出，“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围绕礼的中心定位出发，其与乐、政、刑之间分别构成了礼乐偕配、礼政合一、礼刑相辅的紧密联系。历朝历代以国家力量推动、以社会力量协同而充分展开各式典礼，在凝结国族意识、培育人文修养、维系政治制度、营造法治环境方面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实践功能和枢纽作用。

　　在以礼导志方面，共同“家国”“夷夏”之关系，是“慈孝治家，仁德安邦”与“各族一体，中华一统”的联结；在以乐和声方面，融合“官民”“天人”之关系，是“金声玉振，文教昌盛”与“衣冠锦绣，江山多娇”的交汇；在以政壹行方面，均衡“劳逸”“央地”之关系，是“劝课农桑，与民生息”与“巡封四方，砥柱中流”的衔接；在以刑防奸方面，判断“正邪”“战和”之关系，是“赏罚分明，风清气正”与“勇者无敌，精忠报国”的匹配。

　　经过礼部、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钦天监等政府部门的管理、运作、服务、保障，以及通过《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大明集礼》《大清通礼》等典章制度的规范和监察，国之大典的仪容普遍具有雅正、庄严、敬畏的效果。礼乐政刑的“多管齐下”不仅为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夯实了“四梁八柱”，也是古代中国地方治理、基层治理、民族治理、宗教治理等趋向稳定有效的坚固基石。

　　中华典礼，威仪天下。中华传统典礼文化是中华传统国家治理文化的关键一环，其演变主线是围绕“五礼”展开。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修定于汉初的《周礼》首开五礼理论之先河，秦晋之间的礼制变迁则反映了“适时改制”观念在现实层面的不断深化细化。五礼制度不仅蕴含了数千年华夏礼制的深厚历史积淀，也吸收了诸多少数民族礼制的创新因素，始终是治国理政之道的关键板块。

　　一是吉礼，明定正统、以达王道，既因“为往圣继绝学”而传道统，又因“为万世开太平”而承法统；二是凶礼，慎终追远、扶危济困，既以丧葬之礼哀死事生，又以荒灾之礼救患除祸；三是宾礼，怀柔远人、协和万邦；四是军礼，义薄云天、气壮山河；五是嘉礼，万象更新、共襄盛举。礼法、礼义、礼器、礼容等要素交错其间，共同绘就了中华传统典礼文化的壮美画卷。

　　“天下国家”是理解中华传统典礼文化演进脉络的要害所在。五礼文化的形成发展既有上下联动的逻辑又有家国互动的规律，有时的态势是家礼上升、社会之礼政治化，有时的态势是国礼下沉、政治之礼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凶礼、嘉礼侧重行使家国之礼，对悲欢离合的人之常情加以规范抒发；宾礼、军礼侧重行使天下之礼，对治乱和战的国之大事进行调节管理；吉礼强调的乃是“正统”，注重将“天地人和”的思想渊源深度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实践。

　　“天下国家”的时代价值

　　中华传统典礼文化诉说着中华民族的丰功伟绩，蕴含了无数劳动人民无穷无尽的经验智慧，也曾通过“丝绸之路”“汉籍东传”“中学西渐”进行了广泛的国际传播。如今，我们应将“天下国家”的鲜明价值取向进行时代转换，不断发展神韵天成、气象万千的人民之礼、时代之礼、全球之礼，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