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巩 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生态环境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完善生态环保法律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环境法典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8月15日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构建着眼生态环境整体、强化体制机制协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以规则体系化推进治理系统化，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法治基石、拓展实践空间。

　　系统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具体展开。这一重要论断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态环境科学规律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于一体，形成以“生命共同体”价值理念为统领、“一体化保护”实践要求和“系统治理”科学方法为支撑的理论体系，蕴含着如何正确对待自然的价值观、实践论与方法论。其中，“生命共同体”价值理念强调科学认识和充分尊重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人与自然看作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揭示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关系，体现了良好自然状态具有内在价值和天然正当性，需要充分保护的思想，引申出生态优先、预防为主等实践要求。“一体化保护”实践要求聚焦全面保护生态环境，着力构建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系统治理”科学方法注重制度机制协同，发挥各方合力，破除部门壁垒，运用系统思维，构建联合机制，实现多主体协同、多手段并用、多目标平衡、多环节衔接。

　　生态环境法典通过总则规定转化，贯彻生命共同体理念。生态环境法典把范围广泛、着眼整体的“生态环境”作为基础概念和保护对象，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相关活动纳入调整范围，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追求，推进生命共同体价值理念的立法转化。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写入立法目的条款，这三大具体目标分别对应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三重价值的平衡统一。总则编还确立“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等原则，使这些源自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要求成为生态环境领域必须遵守的基础规范，具有指引立法构建、进行价值评判、补充具体规则的法律效力。

　　生态环境法典通过规范整合，构建一体化保护的法律体系。生态环境法典的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涵盖环境保护主要领域，并根据一体化保护要求实现重要对象、事项全覆盖。比如，污染防治编以专章形式系统规定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污染防治、光污染防治等规定，生态保护编完善江河湖泊、荒漠、野生植物保护等规定，绿色低碳发展编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等规定。在此基础上，各编通过“一般规定”和章节设置对相关条款进行整合，形成系统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污染防治编囊括大气、水、海洋、土壤、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化学物质、电磁辐射、光等主要污染，实现从山顶到海洋的全域防控。生态保护编对森林、草原、湿地、海洋、海岛、江河湖泊、荒漠等生态系统设立专节，实现一体化保护，还专设“生态退化的预防和治理”与“生态修复”两章，与其他各章分工配合，形成“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修复”的全流程体系。绿色低碳发展编把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制度框架，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再利用各环节，形成覆盖全面、衔接有序的完整闭环。

　　生态环境法典通过突破创新，形成系统治理的制度框架和体制机制。通过突破创新衔接不同制度，实现分工配合，变“单打独斗”为“协同作战”，是生态环境法典发挥体系化功能的重要方式。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把各分则中针对同一对象的不同制度纳入统一框架，形成保护合力。以水为例，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确立“国家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污染防治编和生态保护编分别规定“水质”“水量”“生态流量”相关具体制度，共同实现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三水统筹”。生态环境法典通过提出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联动机制，重点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联合保护协调机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等跨部门、跨区域相关工作机制，实现不同行政主体力量的系统整合。生态环境法典重视发挥司法作用，专设国家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障建设条款，要求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加强协同配合。生态环境法典注重发挥社会主体作用，设“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专章，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生态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作出明确规定，并设置相关条款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业主等在环保宣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