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5年，国内学术界聚焦国外马克思主义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正义理论、生命政治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全面反映了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的关注和对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的思考，对于批判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切有益成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也体现了对一些基础问题的持续研究、对近些年热点问题的追踪研究，既反映了学术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中国化和现实性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展。

　　习近平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指明了方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2025年，国内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围绕国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正义理论、生命政治理论等方面有较为集中的研究，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掌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理论热点、重要观点等，对我们以宽阔的世界眼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课题组在梳理2025年度国内重点报刊发表的相关文献成果基础上，选取了六个研究热点问题进行概括性回顾，以期与学界共享2025年国内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为推进2026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挥应有作用。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所具有的重大现实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促使学界深入研究。2025年，国内学术界重点研究介绍了国外学者（世界有关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左翼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多维度研究。

　　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发展研究。围绕国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研究的主要观点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新理论成果，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积极顺应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是首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范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创造性和革命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守正创新，中国的发展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对于各国共产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以下成果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人类现代化的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至上、利润至上的价值超越，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具有政治优势和道德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在保持共产党主导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同时，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全面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重要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致力于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推动和引领作用，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是2025年国外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学术界重点关注了国外学者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来源和内涵的探讨，主要包括习近平文化思想来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总结的产物，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推动国家发展和振兴、促进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国际影响力、增进民族文明认同、抵御西方自由主义侵袭、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习近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学术界重点介绍研究了以下几方面的观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杰出的理论成果，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其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应对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指明了方向，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维护多边主义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一带一路”构想不只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一个全球规模的构想；“一带一路”也不只限于经济层面的“巨大经济圈”，而是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和全球治理密切相关的有关国际秩序的一种构想。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是202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学术界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研究，对国外学者有关研究给予了重点关注。

　　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国内学术界关注了国外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定义为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位一体的生态唯物主义。介绍的主要观点有：自然主义强调唯物主义始终没有忽视外在的自然王国，自然不仅具有外在的工具价值，而且具有内在的生态价值；人本主义则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人类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实践唯物主义则把人类劳动置于核心地位，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只有保持正常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新陈代谢过程，才能彻底避免生态危机。有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生态批判，包括：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利润置于人类生活需要之上，使物质商品的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导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无法和解，不断引发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批判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异化，认为科学技术异化为资本谋取利润、强迫自然屈从于人类需要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刺激人类过度消费，加剧了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主张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变革全球资本权力关系，强调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有机结合，提倡建立一个既能满足人类需求又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二是生态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新陈代谢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不仅将人类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中介，而且运用新陈代谢理论阐述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商品的流通过程，为生态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外学者通过新陈代谢理论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社会后果和生态社会主义或“去增长”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有学者认为，金融资本的膨胀性积累一方面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盲目扩大，引发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加剧了基于劳动收入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未来社会通过引入高水平的经济和社会计划，合理调节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终结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累积型社会，实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的基本协调。有学者提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或“去增长”共产主义需要在经济方面实现“去增长”。“去增长”并非否定经济增长，而是更加强调使用价值、避免资源浪费。

　　三是全球气候治理研究。“西方气候正义话语”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简化或曲解发展中国家气候正义诉求，推卸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历史责任。国外学者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角度提出了变革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和严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主张。他们认为：要坚持按照整体性原则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因为气候危机并不单纯是自然生态本身的困境或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整体性危机；强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寻找解决全球气候危机的答案，认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背后隐含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和现实责任；提倡坚持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正义的理性结合，将各种社会正义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联系起来，将各种反资本主义运动和生态可持续性方案结合起来，逐渐形成具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转型运动和生态社会主义建设。2025年，国内学术界对国外学者以上有关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成果也给予了关注和重视。

　　三、数字资本主义研究

　　2025年，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本质特征、剥削形式、结构性问题及超越进路等四个方面对国外学者围绕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进行了探讨。

　　一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研究。国内学术界较为普遍认同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现实发展和逻辑顺延。在生成原因方面，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绝非脱离资本主义传统的断裂性突变，而是资本为延续自身生存而进行的历史性调整，是资本文明在当代信息生产力驱动下的深刻转型。在制度属性方面，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一种以数字网络的私人所有权为特征的财产制度，是一种由资本家占有数据、数字平台等关键生产资料，通过数字技术与资本的“联姻”构建的、以数字算法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表现形态方面，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以少数跨国公司占据垄断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更高形态，并提出数字资本主义在发展进程中，还衍生出了一种以“云领地”垄断和附庸关系为特征的技术封建主义表现形态，这实质上是数字技术放大了私有制的权力效应后，封建式依附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强化再现。在积累模式方面，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积累模式，平台巨头作为“看门人”以私有化、封闭化的方式占有数据，体现出一种全新的殖民以及萃取逻辑。

　　二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研究。国内学术界主要探讨了国外学者围绕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异化维度的研究成果。围绕时间维度批判，有学者批判了数字资本既采用精准化管控、碎片化占有、界限模糊化等新方式加大对劳动时间的剥削，又通过数字劳动加强了对“数字技工”“数众”等不同主体闲暇时间的剥削。有学者认为，从本质上看，数字劳动将资本增殖与主体性建构的张力有效整合，通过培育用户使用粘性、吸引消费等环节来为时间商品化运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扩张动力。围绕空间维度批判，有学者研究揭示了智能技术与数字资本合谋，构建起数字资本主义景观秩序，并依托该秩序从认知、情感、行为维度布控以实现对劳动者的全景式隐秘控制，指出了数字资本主义依托数字技术的跨国垄断、数字资本的空间扩张、数字意识形态的全球渗透三重逻辑构建空间霸权的实质。围绕异化维度批判，有学者研究揭示了平台资本家通过占有平台资源、订立不平等劳动规则、掌握分配主动权等方式，以及算法规训、分工限定等手段，使平台情感劳动者与情感服务产品相异化、与情感服务过程相异化、与其类本质相异化、与他人相异化的特性。有学者指出，数字资本主义凭借数据占有、平台垄断与智能算法的三位一体结构获得了主导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强大权力，必然导致主体呈现存在虚拟化、精神被动化、生命加速化等异化样态。

　　三是数字资本主义结构性问题研究。国内学术界对国外学者研究内容的关注主要有：关于贫富分化问题，认为数字资本通过知识圈地的新型剥削形式，将专利、版权、数据等“一般智力”私有化，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控制数字平台的数字寡头手中，重塑了经济权力结构与分配秩序，加剧了贫富分化；关于政治极化问题，认为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平台和算法技术，向全球推广其内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加剧了国际社会的政治极化；关于文化割裂问题，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的主导逻辑下，数字技术与资本共谋使得数字技术成为权力工具，导致文化领域的封地化、泛娱乐化、去主体化等意识形态风险，使劳动者处于“无意识精神殖民”状态。数字时代“加速社会”的网络弥散削弱了交往深度，导致了个体的精神世界在现实交往中的疏离性与数字交往中的亲密性之间的断裂，将“现实的人”分裂为虚拟的代码，从而瓦解了公共文化所需的社会的活动基础，直接引发了文化的割裂。

　　四是对数字资本主义超越进路研究。国内学术界还对国外学者围绕超越数字资本主义进路的研究进行了关注。在理论层面，有学者提出，从重构数据产权制度、矫正价值分配方式、创设数字劳动者自组织制度、转换资本文明范式等角度，探讨如何重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此外，有学者从基于生产模式、经济体系、组织原则、抵抗策略四个维度提供了理论模型，为破解西方左翼的“数字社会主义”迷思、超越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实践启思。

　　四、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研究

　　2025年，国内学术界主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维度，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研究。

　　一是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研究。国外学术界研究了日本学者基于MEGA版《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探索，提出这些研究既深耕文本，又关照现实，围绕MEGA版《资本论》最新研究资料，通过“再生产论”“利润论”“信用论”“恐慌论”等马克思经济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刻批判。国外左翼学者对2008年金融危机分析的四种底层逻辑构型进行了总结，即以资本积累矛盾为底层逻辑的理论构型、以利润率下降为底层逻辑的理论构型、以阶级对立为底层逻辑的理论构型、以制度变迁为底层逻辑的理论构型，指出这四种理论构型都存在将技术性维度与主体性维度相分离的倾向。

　　二是交往危机和自我认同危机研究。国内学术界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关注主要体现为以下内容：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非但没有改变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状态，反而使之进化为数字交往危机，表现为交往主体的虚拟化、交往形式的片段化和交往关系的表面化；“扬弃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是破除西方社会交往危机的可能图景。有学者认为，加速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和加速逻辑促成了自我认同危机，表现为商品化战略塑造虚假自我认同意识、数字平台无序扩张增加信任缺失风险、集权主义式的加速逻辑造成个体存在性焦虑等，要消解自我认同危机，需要提升自我的批判性反思能力、加强数字平台的监管、超越资本逻辑的宰制等。

　　三是生态危机研究。国内学术界从“废物危机”角度阐释了国外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提出一方面西方国家现代消费社会造成废物急剧增加，进而导致了“废物危机”；另一方面“废物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的生态困境，即无限的经济增长与有限的资源总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学者系统梳理了保罗·伯克特的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理论，提出环境危机源于资本无限增值与自然有限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生态对立以及全球层面的“新陈代谢断裂”，只有打破资本的牢笼，真正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有学者提出，“人类世”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引发一场植根于积累体系的全球生态危机，全球生态危机与全球范围内更为广泛的生产和金融、战争、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危机一起，指向了灭绝主义。

　　四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性危机研究。国内学术界立足全球资本主义正面临的时代性危机视角，分析了国外学者对这场危机多维度特征的认识，即这种危机既是结构性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国家合法性与资本主义霸权的政治危机，同时也是全球社会再生产的社会危机、国际冲突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危机，以及威胁地球生态系统的环境危机，全球资本主义正逐步走向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条件的历史性枯竭。有学者从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的新著《新世纪的灾难》出发，从经济、政治、生态、地缘等方面阐释了新自由主义面临的种种危机，即经济——利润率趋向下降危机、政治——极右势力复活危机、生态——化石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地缘——新帝国主义危机，提出：波兰尼转型思想在21世纪的回归表明，在西方转型左翼看来，波兰尼思想为分析当前资本主义多重危机、探索转型方案以避免资本主义文明崩溃的灾难性后果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范式。

　　五、正义理论研究

　　2025年，国内学术界主要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正义理论的核心观点、理论脉络及争议进行了梳理，呈现了国外学者有关当代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研究的丰富图景。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重构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有学者认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格妮丝·赫勒在解读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从国家、民族等宏观结构转向微观日常生活，主张正义内在于人类日常实践，实现了正义理论的本体论重构。有学者指出，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将自然与文化维度纳入历史唯物主义框架，提出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生产性正义思想，其核心命题包括：生产性正义是正义实现的唯一形式，生态学社会主义是生产性正义的唯一路径，生产性正义应全面取代分配性正义。

　　二是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争议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有学者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分析的”知性方法阐释马克思正义概念，围绕“塔克—伍德命题”引发了事实性正义与价值性正义的持久争论。以罗伯特·W.塔克、艾伦·W.伍德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事实性正义，认为马克思的正义判断基于生产方式适配性，符合特定历史生产方式的即为正义，这是纯粹的事实层面判断；G.A.柯亨、齐雅德·I.胡萨米等学者则坚持价值性正义，认为马克思用“剥削”“盗窃”等词汇谴责资本主义，体现了基于道德规范的价值判断；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尝试弥合二者分歧，如斯蒂芬·卢克斯区分“法权的道德”与“解放的道德”，凯·尼尔森提出层级式正义阐释模式，但均未能突破事实—价值二分的二元论困境。有学者认为，从方法论根源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困境源于经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思维的局限。在对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观的系统批判中，有学者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罗尔斯“差别原则”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正义原则内部的冲突，并预设了阶级存在的必然性，未能触及正义问题的根本解决。

　　三是关于多元正义及共和主义正义理论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有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阿克塞尔·霍耐特颠覆传统分配正义视角，构建起以“承认”为基础的多元正义理论，是将“承认”与“美好生活”的伦理目标相连，认为社会正义的核心是消除蔑视体验，实现人的完整性。有学者认为，菲利浦·佩蒂特以“无支配自由”为核心构建共和主义正义理论，将无支配自由界定为“专断干涉的阙如”，其正义理论主要是围绕“谁之正义”“何种正义”“正义何以可能”展开的。

　　六、生命政治理论研究

　　2025年，国内学术界围绕国外学者对生命政治思想的研究，重点研究阐释了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命政治思想的发掘、对生命政治理论基本观点的研究等。

　　一是发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政治思想。2025年，围绕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命政治思想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普遍存在生命政治批判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批判了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生命本质的彻底否定，认为资产阶级为了确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断再生产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与物质生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生命政治批判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认为劳动分工虽然提高了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但却使工人丧失了劳动的自由性和多样性，工人的生命也从一个有机的整体沦为单一的器官。《资本论》不仅包含着商品拜物教批判和剩余价值批判，还隐含着生命政治批判，即资本家以资本的经济权力换取了控制工人的政治权力。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则揭露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已经成为身体政治与革命潜力交织的场域，描绘出工人阶级所经历的“赤裸生命”的塑造过程，探索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下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二是阐释生命政治理论的基本观点。围绕国外学者对生命政治理论基本观点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主要内容有：福柯从权力谱系学出发研究了生命政治权力从肉体惩戒转换为调节生命的技术，吉奥乔·阿甘本基于“至高权力—赤裸生命”结构的“集中营”式的现代政治，安东尼奥·内格里和迈克尔·哈特以后工业时代的“非物质劳动”探索生命政治生产通往共产主义的崭新道路，赫勒从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角度对身体解放的伦理基础和自我关怀的审美解读，精神分析学派对生命权力背后的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分析。随着数字技术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发展，生命政治范畴的不断扩大，以下国外学者的观点也得到了国内学术界重视：数字技术让个体生命过程的监控、预测和干预变得更加实时精细，数字技术和生命政治相结合形成数字生命政治。互联网复合体催生出新生命权力或新生命政治。通过持续追踪与深度解析个人网络轨迹和消费偏好，通过对个体行为模式的严密监控与精准预测，互联网复合体不仅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对个体生命的掌控力度，而且促成了一种不依赖传统政府或者去中心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管理方式。

　　三是揭示生命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国外学者对生命政治理论不足之处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生命政治用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反抗新自由主义，根本没有跳出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框架。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才能准确理解生命政治学的内在逻辑；也只有沿着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道路前进，生命政治学才可能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学者认为，阿甘本虽然以“赤裸生命”和“至高权力”等概念框架揭示了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极权主义面向，但其生命政治批判局限于单纯的政治批判和抽象的哲学批判，偏离了福柯所尝试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而哈特和内格里以“非物质劳动”为价值增殖的主导形式分析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将全球资本网络和跨国公司作为新兴帝国的核心权力结构，明显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阶级矛盾和国家权力的持续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偏离和误读。有学者指出，在互联网复合体的控制条件下，阶级斗争已经拓展到生命权力的斗争，阶级斗争已然变成了生命斗争，就是个体与群体去争取生命权力以及生命尊严的斗争。但是，互联网复合体理论对阶级斗争的主体力量缺乏精准分析，忽略了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和阶级关系缺乏深入探究。

　　结 语

　　2025年，国内学术界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高度关注国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与此相应，也体现着对一些基础问题的持续研究、对近些年热点问题的追踪研究，既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中国化和现实性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研究深度的不断加强和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展。

　　一是高度关注国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最新进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一直是国外学者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焦点。2025年，国外学者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在有关方面有关领域的重要思想和论述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这也自然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

　　二是反映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最新成果。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长期以来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以资本增殖为主要目的的资本运行规律、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运行逻辑长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2025年，国内学术界围绕国外学者在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正义理论、生命政治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2025年国内学术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图谱。

　　三是体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旨归。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随之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围绕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思路是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2025年，国内学术界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聚焦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观点，研究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关注以及对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的深入思考，这对于批判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益成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们选取国内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进行年度研究，是我们立足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职责进行的初步尝试和探索，因人员、专业、视角等因素影响，我们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未能全面细致呈现出国内学术界2025年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图景，我们只是希望以这种方式，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学界共同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本课题组成员:胡长栓、刘仁胜、范为、江洋、陈喜贵、郑天喆、刘鹏飞、杜红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