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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革命风范一座人格丰碑

2004-01-21 来源:中华读书报 ■周显军 我有话说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我们的邓大姐》这本纪念文集的。

这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选编,重庆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新书,以69篇亲历者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回忆文章,多侧面、全方位地勾勒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邓颖超同志的光辉形象。

献身革命的壮丽人生

书中一幅拍摄于1916年、引人注目的黑白单人照片,把我带到了20世纪早期的岁月。照片中的邓颖超,亭亭玉立,穿着白花小方格上装和黑裙子,左手紧持一书贴在衣角,眼中写满单纯,脸上透着稚气。可在我看来,却似乎有一种持重的神色从她的眼神逸出,因为,她虽然年仅十二三岁,但已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受到了一些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蒙和影响。3年之后,当“五四”运动的狂飙在北京腾空而起,并随之向全国各地扩展时,十五六岁的邓颖超则已怀着满腔热忱,在天津积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她参与组织了“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担任讲演队长,奔走呼号于大街小巷。她号召被压迫的妇女姐妹“猛醒”、“革新”,“打破一切的牢笼束缚”,“勇敢地站起来,作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在1919年9月,邓颖超还参与创建了有名的学生组织“觉悟社”,与周恩来结下了最初的友谊。1923年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由共青团员直接转为共产党员。

那时,在中国北方,共产党还处于地下斗争的状态,因此,入党的手续比较简单,没有挂党旗和宣誓等仪式。但邓颖超和其他的同志一样,都抱定了一个宗旨,就是打从入党之日起,就“决心为无产阶级利益,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为妇女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同胞,面对一个专制残暴的军阀政权,还是少女的邓颖超立志如此高远,而动机又是那么纯真,怎不令人可钦可敬!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邓颖超服从组织分配,任国民党顺直省(今河北省)党部妇女部长。以后又身负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的重任。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邓颖超随同丈夫周恩来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上海党组织的中共领导人顾顺章叛变,当时正与顾妻住在一起的邓颖超,经历了一次异常的紧张和惊险,好不容易才与周恩来等几位中共地下领导化险为夷。

1932年,根据党中央指示,邓颖超等随同周恩来转移到战火纷飞的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和险恶的军事形势下,邓颖超和苏区的红军与人民一起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围攻,北上抗日,邓颖超随同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从江西瑞金出发的10万红军中,全部的女同志仅有30多人。在7天7夜的草地行军中,邓颖超有次掉进了沼泽地,她回忆说,她当时不敢动,否则会越陷越深。如果没有后边赶来的同志把她拉出来,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长征中异乎寻常的艰难险阻,使邓颖超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由于工作劳累,营养缺乏,邓颖超患上了肺结核并发展到大量吐血。有一次,蔡畅等其他同志来看望她,忍不住大家都哭了。因为,她们眼中的邓颖超那一副衰弱的身体,那一张憔悴的面容,已经“三分像活人,七分倒像死人”,大家都以为她活不成了。

1939年,邓颖超被分配到国统区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1年蒋介石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局势随之紧张而恶化,邓颖超与办事处的同志们时刻面临着国民党的逮捕和监禁的危险。1943年8月,邓颖超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回到延安,突破了蒋介石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走出重庆”的阴谋。

1946年1月,邓颖超作为中共七人代表团中惟一的女将,又返回到重庆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与蒋介石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颖超参与创建全国妇联,积极推动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健康发展,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在“文革”中,邓颖超全力当好周恩来总理的贤内助,以让总理能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力挽狂澜,尽可能维持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邓颖超相继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1976年12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邓颖超当选为第二书记。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邓颖超担起了组长重任。1983年6月,邓颖超又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在各种领导岗位上,邓颖超都做了大量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拼老命。正因为如此,她才对党内的拨乱反正、国内国际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海峡两岸的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邓颖超都做出了她应做的一份独特的贡献,功不可没,永载史册。

严于律己的优秀楷模

1992年7月12日,在邓颖超逝世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布了她于1978年7月和1982年6月给中共中央两次写毕的信,信的内容谈的是对她后事的处理,可谓遗嘱。遗嘱一共有七条,一是遗体解剖后火化;二是骨灰不保留;三是不搞遗体告别;四是不开追悼会;五是请求中央批准她的上述要求。第二次补写的信添加了两条,一是希望将她与周恩来共住的公房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二是要求对周恩来的亲属、侄儿女辈,万勿无原则地给予照顾安排,其中还含有对她邓家的一个远房侄子。

这样一份彰显着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遗嘱,怎不叫人感佩之至!

其实,看看邓颖超生前的一言一行,就不难理解她一无所求的清正廉洁了。

邓颖超严于律己的事例,大至遵守党的纪律,小至个人的衣食住行,真是多不胜数。

周总理在世时,邓颖超是中央委员。对党内的事情,党内的文件,凡不该她知道的,她决不去打听,进周总理的办公室,她从不随意翻阅文件。

譬如说,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邓颖超和周总理外出时,一般不同意别人请他们吃饭。如果吃了,他们总会如数付给粮票、菜金。但工作人员究竟照办没有,邓颖超事后都会进行检查。平时吃饭,只要两菜一汤,很少吃珍贵食品。他们不准接受地方的礼品,外宾的礼品一律上缴。留用的一些也要作价付钱。他们不走后门买东西,也不准工作人员以他们的名义办私事。大凡有他们的侄子侄女来看望,邓颖超和周总理都会叫他们买车票坐公交车走,决不允许派公家的车接送。

邓颖超有一次陪周总理去杭州治病,住了半个多月。结账时,邓颖超坚持自己掏钱付自己和另一位陪同者的房费和伙食费。她说:“周恩来是中央批准来这里治病,虽说治病,但他每天在这里工作,他的房费由公家出是应该的。我是到杭州来休息的,怎么能不交钱,白住房呢?”以后,在外期间,邓大姐总是按标准交钱交粮票,若买地方的土特产也一律按当地市价付款。

还有一次,周总理乘专机到长沙,恰好邓颖超也在此地。专机驾驶员张瑞霭问了邓颖超返京的时间,便邀邓颖超和周总理同行。邓颖超笑着谢绝了,她说:“回北京的时间差不多,可我没有坐专机的资格,我坐火车回去。”张瑞霭回忆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姐始终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除工作特许外,没有一次因私事坐过专机。”

给邓颖超当了27年秘书的赵炜回忆道,1976年12月,邓大姐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立即有同志提出为邓大姐换车。邓大姐诚恳地说:“我对我的司机和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做工作,不要换车,要给我加警卫员,我坚决反对。我从1958年就自动精简了警卫员的。”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邓大姐当了政治局委员,也有同志提出要给邓大姐增派警卫员,邓大姐当时就婉言谢绝了。她提出,还是坚持原来的那样,她只需要秘书、服务员、司机、厨师四个工作人员,其他照旧,待遇一切不变。

1970年底,周恩来的两个侄儿女分别从插队的内蒙古草原和山西农村应征入伍。他俩都是按照正常程序办理入伍的,也十分为部队首长喜欢。对于当时的知识青年来说,能到部队当兵可真够让人羡慕了,部队没农村那么寂寞,生活条件相对好得多,而未来的前途也似乎明摆着的,一派光明。但邓大姐和周总理考虑到大局和他们确有在农村继续锻炼的必要,遂做工作把他俩劝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

对于自己惟一的远房侄子邓光弼,邓大姐也从未给予过任何特殊照顾,而邓光弼本人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这个1948年在吉林参加革命的老人,兢兢业业地在省人民银行货币科作了几十年科长。在“文革”中,他的6个子女中有4个下农村作了插队知青,有一个女儿在农村一呆就是8年。邓光弼这么一位老科长,到1987年离休之际,工资才122元。在邓大姐去世时,组织上通知邓光弼作为邓家惟一的家属去北京为邓大姐守灵。

处处关心着别人的邓大姐,个人的生活十分俭朴。她临终前指定要穿的那套她喜欢的黑西装,是一套黑色华达呢西装。工作人员打开一看,每个人的心都碎了:衣袖已经全破,西装里子里已经打上了3个补丁,纽扣眼也全脱了线,裤子的补丁更多,裤腰整个都散了……

这就是劳苦功高,为革命鞠躬尽瘁一辈子的邓颖超同志,没有子嗣,没有财产,两袖清风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充满爱心的伟大女性

说到邓颖超,她的名字似乎与“大姐”二字密不可分。

大姐,这是一个充满温情和亲切的字眼,人们都这样称呼邓颖超,它流露出的是一腔真情和挚意。

全书69篇回忆文章的作者,有与邓颖超共过事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有同邓颖超有过工作接触的老部长、老同志,有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属和革命后代,也有与邓颖超有过交往的知名老作家、艺术家和普通工作者。从其饱蘸感情色彩的字里行间观之,他们无一不情动于中,深深怀念邓大姐曾经付出的至今仍温暖着、激励着他们的爱。这爱,浸透着同志之情,朋友之情,亲属之情,这爱,如母爱似的,如姊妹兄弟手足般的,纯粹而自然,真诚而隽永。

为什么作者们如此敬重和誊恋着从邓大姐身上体现出的爱呢?

简单的宏观的回答,是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爱。而复杂的微观的原因,则是人类间惨烈的杀戮和我们党内一度残酷的斗争,使他们痛感到邓大姐身上所具有的爱心是多么的珍贵。怎堪回首,在党内的极左路线一度为害,尤其是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之时,我们多少的普通百姓乃至民族精英、军事将帅、开国元勋,统统都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有的自我毁灭,有的身陷囹圄,有的蒙冤屈死……

难怪,一位外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样说到“爱”:“人间如果没有爱,太阳也会毁灭”。

难怪,这本纪念文集记述的许多生活细节,才如此地叫亲历者们永志难忘,叫阅读此书的我辈非亲历者为之感动。

此类生活的细节亦是举不胜举。

——1966年深秋,“文革”的暴风骤雨也冲击到荣毅仁全家。当过去的同志和朋友大多感到人人自危,惟恐受到牵连,互相避而远之时,邓大姐在一次集会上专门找到荣毅仁,安慰说:“恩来要我找到你,带给你几句话:要沉得住气,要顶得住,经受住考验,我们相信你会这样的。”在那个特殊的场合,听到这样语重心长的告诫,面对邓大姐那么坚毅的目光,荣毅仁自是感到无比的慰藉,顿生勇气和力量。

——雷洁琼忆及1946年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当时,雷洁琼和几位赴南京和平请愿的同志遭到国民党特务毒打致伤,邓大姐随董必武等同志即前往慰问,当得知受伤代表还未吃晚饭时,便立即派人到梅园新村取来牛奶和饼干。第二天早晨,邓大姐又亲自帮雷洁琼换掉血衣,这种母亲般的关怀和爱护,使雷洁琼感动得流下热泪。

——1992年7月11日夜,一看到央视广播员身边呈现出邓大姐的照片,冰心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她知道她永远失去了邓大姐。冰心永难忘怀的是,1958年4月,她的老伴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那最感冤屈,最觉无助的时候,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派了一辆小车接她到了周总理办公的西花厅。在那儿,邓大姐听冰心倾诉了一腔悲愤。冰心写到当时的情景:“那时邓大姐注视着我的那一双睿智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邓大姐那时充满了‘理解’的目光,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1976年3月,周总理的丧事都已办完,时任驻加拿大使馆外交人员的张颖(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在一个晚上去了邓大姐的卧室。邓大姐站起来抱着她无声地痛哭……到了4月初,去天安门广场吊唁总理的人群越来越多。那期间,张颖也和丈夫常常去广场散步,以表达他们对总理的思念之情。有一天,张颖正同邓大姐的秘书赵炜通电话,突然从话筒里传来邓大姐少有的严厉的声音:“你们还留在北京干什么?立即回加拿大去!”张颖明白,在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特殊时刻,邓大姐还在担心着她和章文晋的安全。

——时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的杨德中回忆到邓大姐在“文革”时对周总理的照料和关怀。他说,“文革”后期那几年,总理身体不好,特别累。邓大姐对总理的一切活动,包括起居作息时间都要过问。比如总理在外面吃了饭没有,休息了没有,喝水了没有,会议什么时候结束,天冷加衣服,天热减衣服之类的事……有时候总理老是晚上开会,在外面回不来,邓大姐牵挂着就难以入眠。杨德中从他们自身的感觉中,深深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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