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WernerHeisenberg）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然而，海森伯也是一个功过难评的人，他的身后，有人严历地批评他，也有人为他辩护。这一切都源于二战期间他与纳粹那一段灰色的历史。
海森伯与纳粹
1933年1月，32岁的海森伯刚刚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并获任莱希比大学理论物理学的全职教授。同年春天，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势力开始对那些“非雅利安人”开展大规模的肃清运动。海森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事、老师和学生背井离乡。起初，海森伯和他的同事一样，错误地判断了纳粹分子的意图，甚至还企图帮助像玻恩（Max Born）这样的犹太裔科学家留在德国。直到真正意识到时局残酷时，海森伯和普朗克（Max Planck）才开始物色那些“血统纯正”、政治上过关的科学家，以填充他们的研究队伍。在此期间，海森伯和普朗克一方面想与像斯塔克（Johannes Stark）这类鼓吹“德意志物理学派”的人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他们也只能默默接受这种血统规则：只有雅利安人才能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
即使在所有的犹太裔科学家被驱逐出德国以后，斯塔克和其他“德意志物理学派”鼓吹者仍旧抨击那些所谓的“犹太物理学派”――他们创建了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海森伯亦被株连而遭到攻击，比如，1936年纳粹党的报纸Vlkischer Beobachter和1937年的纳粹党卫军一份名为DasSchwarze Korps的周刊，指名道姓地称他为“白色犹太人”、“骨子里的犹太人”等等。
迫于压力，海森伯开始为自保而战。一个叫路德维格（Ludwig Prandtl）的人则在纳粹面前极力推举海森伯。路德维格是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专家，也是德国纳粹党重要头目戈林（Hermann Gring）和秘密警察的头子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幕僚，他曾向希姆莱谏言应该区分爱因斯坦和爱因斯坦科学这两个概念，他指出，现代物理将对德国工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海森伯将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能培养新一代科学家，为德国服务。希姆莱听取了路德维格的建议，喝止了媒体和政治上对海森伯的攻击，转而使纳粹党卫军成为海森伯的背后支持者。同时希姆莱不忘告诫海森伯，他同样有义务让公众区分出爱因斯坦和爱因斯坦科学这两个概念。因此1943年，海森伯在一份“德意志学派”的现代物理学期刊上辩解到：雅利安人对发现相对论上也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归根到底，科学界所关注的不是谁发现的，而是所发现的理论正确与否。
海森伯与同行
1998年，米歇尔・弗赖恩（Michael Frayn）出版剧作《哥本哈根》（Copenhagen），重新引起人们对海森伯当年哥本哈根之行的关注。1941年9月，海森伯到占领区丹麦造访玻尔（Niels Bohr），这是他在第三帝国的政治背景下以“亲善大使”的身份游历各国的重要旅行之一，此前，他已经出访过瑞士、荷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为德国、德国科学和纳粹笼络人心。我们很难揣测海森伯的每次出行是出于本心还是被迫。实际上，物理学家们并不愿意直接参与这种类似宣扬“国家、民族精神”的布道活动，这应该是“德意志文化研究所”（German Cultural Institutes）一干专员的职责。海森伯也多次表示，他更愿意给公众做科普演讲或者和外国同行探讨学术研究。
海森伯曾表示，他在出访过程中一直在帮助外国的同行，而且很多证据表明他的确做到了一点，并大受赞扬。然而，海森伯却又总是疏远他帮助的那些人，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对德国的优越感。1941年，当德国越战越勇的时候，海森伯对玻尔学会的丹麦同事表示：“战争是生物学的必要”。1943年，他又向一个荷兰同事表示：现在该选择是“德国还是俄国”的时候了，显然选择的余地不大。
海森伯与核武器
海森伯为何要参与希特勒政权组织的“铀计划”，是众多对他的诟病中最为尖锐的。起初，海森伯只是参与研究核子分裂的基础理论和潜在应用，但是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他发现了铀235可以制造原子弹，而且可以由反应堆控制。几个月后海森伯的年轻同事外才克尔（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则进一步完善了海森伯的研究成果。
德国溃败后，海森伯被拘留在英国农堂（Farm Hall）。难以想象的是，在得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后，他居然估算出了一个十分离谱的临界质量，直到几天之后，这个数值才得到纠正。海森伯的失误原因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早在战争期间，他就已经知道铀235和钚是可以制造核爆炸的。1942年2月，海森伯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核――将在德国工业、纳粹党、军队中起到主导作用。从德国军需报告中查证，当年德国铀计划所估算的临界质量约10公斤到100公斤，堪比同期的曼哈顿计划。重要的是海森伯向他的受众传达了两个信息：核武器――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然而，就在海森伯宣传核能的同时，德国军需部得出结论：核武器对战争胜利不会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海森伯及其同事的“核武雄心”只能缩小规模放慢脚步，而民用目的的核开发则未受到限制。然而，不能回避的是，海森伯的工作无疑为德国发动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1939年9月到1941年10月或11月期间，德国连战连捷显然是靠武器的支持。而从1942年2月到二战结束期间，在没有继续对核武器研究投入人力物力之后，德国也成为强弩之末。很明显，在纳粹的支持下，海森伯和其他项目科学家，尽其所能地不断支援和提高希特勒的武力装备。不过另一种看法认为，海森伯如此倾心尽力地效忠纳粹，出于他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决不能接受输给美国的事实。
在农堂期间，海森伯曾被严密监视，从他的种种行为，和他与其他参与铀计划的同事，包括外才克尔在战后的表现看，海森伯似乎并不赞成希特勒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甚至有意隐瞒他们的研究进展。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海森伯如何向希特勒周旋、拖延核武研究的任何证据，所以这还只能是一种推测。
如何评价海森伯？
人们对海森伯与纳粹的历史褒贬不一。在德国，人们大多认为海森伯这个从没有加入纳粹党的科学家是民族的骄傲，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德国以外，海森伯和同事们则统统被认为是希特勒的“走狗”、助纣为虐，其科学成就也遭到否定。二战后，海森伯一直为恢复名誉而努力：他在重建西德的科学事业并使其重新纳入国际科学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担任过马普物理学会的理事；曾短期担任德国研究理事会主席；还是德国原子能协会成员。他还参与促使西德加入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海森伯作为第一任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基金会主席，对重振德国科学和挖掘青年人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历史应该给海森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1947年，海森伯撰写了一篇题为“明争还是暗斗（Activeand Passive Opposition）”的文章，可惜未能发表。海森伯认为，一些人公然反对第三帝国，但是后来他们的下场是要么惨死在集中营要么更糟，因此只有与强权合作，才能拖延和保存实力，海森伯把这定义为“被动反抗”。他辨解说尽管这可能要向纳粹妥协，但是只有在政权中拥有一席之地，他们才有机会作一些有用的事情。
对于海森伯的辩解，大部分人不以为然，也不相信海森伯会“主动反抗”纳粹。不过当时和海森伯处境相同的科学家，无一不是面临着矛盾交织、选择艰难甚至前途不明的处境。海森伯选择与纳粹合作，并以为能影响纳粹，很难简单地定性为背信弃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