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在《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十论》中的十组论文和一篇附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谢稚柳先生在书画鉴定和美术史论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谢先生是当代艺坛罕见的集书画家、鉴定家、史论家于一身的一位艺术大师。但与一般的书画家、鉴定家、史论家不同，他不是单纯地为书画而书画，为鉴定而鉴定，为史论而史论，而是无意
在《论书画鉴别》一文中，谢先生全面论证了古今的各种鉴定方法，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取得对“书画本身的认识”。而所谓“书画本身”，则是指它们的笔墨，包括它的个性风格、时代风格、流派演变的特点等等。那么，又该如何来认识笔墨呢？在通常的情况下，多是依靠鉴定者大量地接触实物所积累的经验，尽可能全面地比较同一时代、同一地区不同画家的风格，同一画家不同时期的风格。这一鉴定的流派，可以称之为经验派。
然而，谢先生认为，如此的认识和鉴定方法，还是有相当局限的。因为，“鉴别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是它的本质，而不是某一作家的这一幅画或那一幅画”。特别是，当历史上不少著名的书画家，根本就没有一件确切可靠的作品传世，自然也就谈不上“标准器”的确立。按照如上的方法，一旦有他的作品出现而有待鉴定，岂不成了束手无策？因此，在谢先生，对笔墨风格的认识，就不只限于接触实物的经验，进而更依靠在创作实践中所取得的颖悟。这一鉴定的流派，可以称之为实践派。
谢先生的书画，早年学陈老莲，包括他的花鸟画和小行书。青年后与张大千、徐悲鸿等交游，开始接触到各种画派及大量顶级的公私收藏，包括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从此，对传统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从陈老莲幡然改图，另立门户。人物学唐人，认为陈的迂怪个性是不足为训的；花鸟学宋人，包括院体和徐熙的落墨法；至于山水，则一开始就从宋人入手，巨然、李成、范宽、郭熙、王诜、燕文贵直到元代的王蒙，无不兼收博蓄，广为涉猎；而书法，则沉潜于张旭、怀素的草书。
在谢先生看来，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通过借鉴来继承、弘扬传统，应该是必要且重要的一元。而要想借鉴，就必须弄清：一、什么是传统的精华？什么是传统的糟粕？我们应该借鉴的，是传统的精华，而不是糟粕。二、什么是今天条件下我们有可能继承、弘扬的精华？什么是今天条件下我们基本上没有可能继承、弘扬的精华？我们应该借鉴的，是今天条件下有可能继承弘扬的精华，而不是基本上没有可能继承弘扬的精华。三、什么是在专业的圈子内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精华？什么是仅具特殊意义的精华？我们应该普遍推广的，当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精华，而不是仅具特殊意义的精华。大多数美术史家，都是为美术史而美术史，一方面，他们缺少创作实践的体悟，另一方面，他们的目的也不是把美术史的研究服务于创作实践的借鉴。因此，他们的美术史研究成果，无论在历史定位的准确性方面，还是在现实参照的价值性方面，无不存在着严重的缺憾。而谢先生就不一样了，由于他在书画创作方面的高深造诣，对于历史上不同的风格流派，不论他用手画过的，还是没有用手画过的，都能清晰地知道哪一些是格调高的？哪一些是格调低的？哪一些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有可能传承的？哪一些是在今天的条件下难以传承的？哪一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哪一些是仅具特殊意义的？这样，通过美术史的研究，他不仅给出了历史上各家各派的准确定位，同时也指明了不同的传统在创新中传承的不同的可能性。
对于谢先生来说，书画鉴定、美术史研究、创作实践，三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三赢关系。他在创作实践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固然帮助了他在书画鉴定和美术史研究领域卓越的贡献和建树，为一般的鉴定家和史论家所难以企及。他在书画鉴定和美术史研究领域的贡献和建树，同样也帮助了他在创作实践方面的成就和造诣，使他成为多元化中最重要的一元―――晋唐宋元书画传统的继承和弘扬者中最杰出代表。
谢先生的一生，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永远学而不厌，学而不知足。因此，他的学术和艺术思想固然是一以贯之的，但具体的观点，却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始终是伴随着岁月的推移和经历的增长不断地发展、深化乃至转变。例如，收在本书中的研究石涛的几篇论文，关于石涛生卒年的认识，从《关于石涛的几个问题》到《谈石涛二事》，时隔20多年，便有着新的引申。又如对于董源、巨然的认识，收在本书中的论文，其实并不代表他的最后观点，大约在1995年前后，对于传世的董源《潇湘图》、《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以及巨然的《层崖丛树图》等，他已有了新的看法，认为并非董巨真笔，欲作论证而天不假年。
（本书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此书序言，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