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在书店看到梅里美的选集时，我都特别要注意里面是否收入了郭麟阁先生所译的《雅克团》，但几乎每次都令我失望，我只在60年代见过人文出的《雅克团》单行本，此后既没有见过它再版，也没有见过它被收入梅里美的选集，而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卡门》，在各种选集中总是屡见不鲜，它在国内的各种译本，似乎已经有十几
《雅克团》是梅里美写于1828年的一个剧本，就其题材与过去马列主义文艺学所特别重视的“人民性”而言，它在法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中都要算凤毛麟角了，它写的是法国中世纪的一次著名的农民起义，那时，封建领主与天主教会对农民的剥削极为残酷，再加上正值英法百年战争，还有入侵的英国军队与英国浪人对法国百姓进行野蛮的抢掠与残害，农民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一样，不得不揭竿而起，进行反抗。梅里美的剧本就是写这一历史事件，通篇充满了作者强烈的革命情绪与民主主义精神，因为写作年代正是复辟王朝后期，整个法国都在酝酿着、积蓄着对这个封建残余政治实体的爆炸情绪，只等1830年革命一声炮响，而这时，梅里美正血气方刚，仅25岁。
《雅克团》这个剧本的原文，我在大学三年级时读过，那一年级的法文精读课，用的是原苏联高等院校本科法文课的正式教科书，那里面就选了《雅克团》的一些篇章。说实话，那是我们在高年级所碰见的最麻烦的原文，虽然都是口语对白，即“大白话”也，但那是16世纪的“大白话”呀，如果没有古法语的知识基础，一句简单的话，一个简单的词，也许就成为你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且那还是法国北部省区地方方言的“大白话”，其中还有一些“泥腿子”农民的粗话与俚语，是一般的法文字典中难以查找到的。总之，说不上有什么艰深，但要把这种原文对付下来，着实有些麻烦，就像进入了一个荆棘丛生、蚊虫密布的森林，每前进一步，都要费点劲。
因此，当我第一次见到郭麟阁的《雅克团》译本时，我不禁颇有所感，我没有想到这位老先生如此不怕麻烦，竟昂然走进这一片密林荆棘地带，确有一种“艺高人胆大”的气概。而他作为翻译家选中的《雅克团》，显然并不是一部“好看”的作品，不会给他带来好多好多的读者，他是为了什么呢？看来是为了忠实贯彻人民性这样一个选材标准，也许还受了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这种革命论断的思想影响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泥腿子”造反精神的感染，而在翻译工作中“坚持政治第一”的结果。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是太自然、太必然的事了，后来，我每想到此事，总感到麟阁先生的确是一个很实沉、太实沉的人。
麟阁先生是我们在北大时的法文主课老师，头三年，他并没有教我们，是从第四年才开始的。法文主课是我们这个专业最基本、最重要的课程，是培养我们作为“法国语言文学专门人才”的主要“平台”，高年级的这一课程，一般都是安排法国语言与法国文学造诣都比较深的老教授来担任，对于郭先生，我们在低年级时就“闻名已久了”。
上了他一年的课，果然受惠无穷。他的课不用现成的教材，而是他自己编的讲义，他的讲义编得很是认真、很是细致，一堂课往往就有好几大篇，把涉及的法语语言现象解释得很清楚而透彻，并有丰富的例句帮学生理解得更深入、掌握得更能“举一反三”，在课堂上，他又操起造句措辞十分精当的并有文化品位的法语进行讲解，使学生又受益一层。麟阁先生在课堂上还有一绝，他能随口背诵大段大段、成篇成篇的法国文学名著，甚至是高乃依与拉辛那些令人生畏的长篇韵文。而且他背诵起来津津有味，如醉如痴，他那种背诵的“硬功夫”与执着投入的热情，都赢得了我辈的格外敬佩。
应该说，他是我们的恩师，他的精读课，再加上陈占元先生的翻译课以及陈定民先生的口语课，盛澄华、李锡祖先生的选读课，的确使西语系法文专业的学生在高年级受到了严格的科班训练，在阅读、理解、翻译、写作各方面都打下了扎实良好的基础，仅以我们这一班为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毕业后广泛地分配到了外语教学、口译、笔译与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等各种工作岗位，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了出类拔萃的人才，如丁世中在联合国的同声翻译、罗新王章中译法、法译中的文学翻译、吕永祯、刘君强的外语教学、李恒基的电影文化交流等。我们后辈学子的成功中，凝聚了先师们培养的心血。
但麟阁先生这样学问精深、人品高雅的名师却并没有“闪光的外表”（这似乎是五四以来北大名家的一个传统）。在见到他之前，他对我们来说，是“如雷贯耳”，但一见却多少令人有点失望，他与我们在低年级见过的那种戴金丝眼镜、西装穿得一丝不苟的教授很是不同，看起来显得很有些土气，全然没有他留学法国多年的痕迹。他的外观像一个憨厚的农民，一口河南乡音，常穿一身再普通不过的卡其布中山服，剪裁缝制得甚不讲究，看上去也不那么整洁，甚至胸前还有个把小污渍。他身材高大，满脸通红，精神充沛，声音洪亮，他常以自己“身体好”而骄傲。有时，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满可以工作到九十岁，一百岁，没问题”，说到最后一个片语，头沉醉地摆动一下，用手轻轻地由上往下，再由下往上一扬，作了个动作，就像一个老师满意地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划上一个钩。据他说，他保持了强健的身体就是由于胃口好，能吃，而且，他很喜欢吃主粮、吃饭，就像我小时候听家乡的老一辈所说的“人是铁，饭是钢”那句“古训”，他这些话是否在课堂上讲过，我记不得了，但记得有一次我有幸在他家共同进餐时，他身上有浓浓的乡土味，他这乡土味显然是从他原生的环境里直接带来的。构成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底色，没有被长期国外的镀金所磨损，没有被他大半生在知识分子堆里司空见惯的附庸风雅、矫情矫饰所掩盖，他是一个清彻见底的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本色人。
他是如此本色，我没有看见他身上有任何附丽、炫耀、文饰、装点、增色、聚光、美化、藉用等等的方式与杂质，我除了听见过他以自己的饭量与背诵法文诗的苦功夫自诩外，就没有见过他拿别的什么来增加自己分量与光度。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引用出来是否恰当，反正它多少给了我些许震憾，那就是他与陈毅的关系，他与陈毅是在中法大学时期的同窗同学，而且同住一个宿舍，后来在法国也有交往，听说，陈毅造反时有一次曾遇“麻烦”，他还伸出过援手，而建国之后，他们仍保持着同窗之谊。对于这样一层“红彤彤的”、在常人眼里足以给自己添光增彩的关系，我在学校时从未听他说过，也没有听到过同学中对此有任何传闻，我走上工作岗位，在与麟阁师多次个人交往，包括饭后畅谈，病中倾诉中，也均未听他提及，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偶然从一个外交界一个同志口里听说。
本色者，与算计、谋略、手段、机巧等等，总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往往本能地不屑于此。大凡以本色行世，莫不易受损折，此世之常情也。按我个人的俗见，以麟阁先生的学力与资格，他本该有更多的空间，有更大的活动天地，然而，他显然没有充分实现自己的人文学术抱负，对此，他在心底里是否感受过遗憾与苦涩？我想是的，他这种遗憾与苦涩如果有所表露的话，那也是按照他本色的方式，表露得很本色的，至少，我亲身感受过一次。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腿部受伤，长久未能愈合，为防止恶变之患，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去看过他一次。和以往一样，师徒二人促膝长谈，畅达尽兴，无话不叙，其中有一段话至今我想起来，仍深感其苦涩与凄清，那是他对于他未能当上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一事而发的，他那段话大至是说，自己对法国文学挚爱了一辈子，也做了不少法国文学的工作，为什么一个区区的理事头衔也不给自己呢？他没有表示愤慨，也没有埋怨，只是有点无奈，说了一句：“未免太过分了吧”？此事在我看来，的确“过分”，而且“很不像话”，学界之中竟有这种排斥异己、践踏起码公正原则的事，竟有如此专横跋扈、惟我独尊、对他人学术生命任意打杀的“家长”，简直就令人震惊。此事的过程我略知一二，本来是有人力主郭先生以及另外一位颇有学术业绩的先生应为研究会的当然理事，然而却被“掌门人”以“他们只是法语教师，而不研究法国文学”这样无视事实的藉口随意否决掉了，要知道，郭麟阁译《雅克团》，郭麟阁用法文写作并出版了一部《法国文学史》，在本学界里有谁能做到？而区区一顶“理事小帽”又算什么呢？当时，我要本学界还是一个“小媳妇”，自己头上也悬着一条“霸王鞭”，（事实上，不久之后，这鞭子就狠狠地抽将下来了），因此，除了陈述自己的意见以外，对麟阁先生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实在无能为力，莫可奈何，乃至后来我自己忝为“掌门人”，能够主事，想要进行“纠偏”时，麟阁师已乘仙鹤他去，把那种鼠肚鸡肠、鸡零狗碎的小动作弃之不屑，远远抛在身后世俗的尘埃里。
在校期间，我与郭先生并没有什么个人接触，1957年走上工作岗位后，由于作为编辑，需要与专家学者有各种联系，又因为工作单位就在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才与郭先生有了较多的来往。我曾多次去过他家在北大朗润园那个僻静而略带荒芜气味的院子，也曾不止一次享用过他家的家常便饭，他对我一直充满了师长一般的关怀与爱护，却又绝无“师道尊严”的架式与居高临下的目光，倒是像平辈朋友一样亲切随和，我感到，这也正是他心善而纯朴的本以。他不仅使我获得了为学的教益，也使我获得了为人的感悟。后来，我的工作单位搬离西郊中关村，落座在东城边上，我与麟阁师的来往才日渐稀少。
1979年11月，我收到他寄赠给我一本他所主编的《汉法成语词典》，该书的扉页上这样端端正正写着：“鸣九学长指正，郭麟阁于北京”。这题词使我震惊，使我汗颜，使我深感无地自容。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是他的学生，他都是我的老师，永远的老师，这样的题辞我是承受不起的。然而，他却这样写了。这不只是“礼贤下士”的姿态，不是士林中故作谦虚的俗套，这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境界，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它以其绝对的大气，真正的虚怀若谷而愈加高远超脱。
我珍藏着他赠送的这本书，作为一份纪念，更作为一种昭示与楷模。因为，他所做到的，很多我都没有做到。
